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强教必先强师，强师必先铸魂。日前，《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作为中国教育学科的学术重镇，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涌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的“大先生”，让我们走近大先生，致敬大先生，弘扬教育家精神，践行教育家精神。
胡先骕先生在甲寅十四号里发表一篇《师范大学制平议》。文中纵论美国教育的流弊，从学制谈到詹姆士、杜威的实验哲学，议论很丰富，很有趣味。可是对于本题扼要的话，只有几句。他是不赞成设独立的师范大学的。他以为“苟欲以师范为职业者，除普通大学训练外，再须加授某种特殊之训练，于是不必立骈枝之学校，而师范教育自可提高。”胡先生似乎不很了解师范大学特殊的职能，也不问国内大学有几个加授某种特殊之训练的，是否已能适应现在中等教育上的需要。这几点还没有论证，胡先生却对于教育学科和担任教育学科的人，开始一个总攻击。所以我也就姑舍师范大学制的问题不谈，而提出“教育学科在大学课程上的地位”问题，来讨论一下。
胡先生的意思，好像说，不但中国学制上，师范大学不能存在，简直连师范教育里几种学科，也还没有完全成立呢。他说：“以教育为专门学科，而加以精深之研究者，当首推美国。在欧洲英德法诸邦，教育学只为文科中附属之课程，不但不能为之立一独立之大学，且每每不得成为大学中之一系。所谓教育哲学、教育心理学，亦不得为大学中独立之学科。而此数邦之教育，迴不落美国之后。……即就美国而论，著名学校中，亦无号称师范大学者。赫赫有名之哥伦比亚大学师范院，亦只为大学内之一部。其它赫赫有声如哈佛、耶尔（即耶鲁）、加利福尼亚各大学，教育只为文理科中之一系。而美国第一大批评文学家，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且谓美国大学中所不为同僚重视者，厥为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焉。如是观之，教育学在欧美诸先进国，尚视为幼稚而未达于成立之时期。其诸教授所主张之学说，亦未尽为国人所信仰。”
请得就胡先生这番话，稍加分析。第一，胡先生说：“以教育为专门学科，而加以精深之研究者，当首推美国。”这从历史的事实上看，却并不然。最早以教育为专门学科而加以精深的研究的，实推德国。1810年海巴脱（Herbart）就在Konigsberg大学设教育研究院；后来海巴脱一派学者，如Stoy, Rein等在Jena大学，Ziller在Leipsig大学相继设教育研究院。这都在他国之先。在英国，R.H. Quick于1879年在剑桥大学始讲教育学；在法国，M.H. Marion于1883年在巴黎大学主教育学讲座。至于美国，真是后进。它的教育学前辈，多半还是德国留学生；它在教育研究上有特殊成绩，不过近几年的事罢了。
胡先生却说：“在欧洲英德法诸邦，教育学只为文科中附属之课程，不但不能为之立一独立之大学，且每每不得成为大学中之一系。”好像在欧洲大学里，教育学不得占课程上什么地位似的。这话也很容易给人错误的印象。就事实而论，法国在19世纪百年间，中学师资，靠着独立的高等师范学校（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为策源地，到后来才和大学合并，成为大学的一部分。这不过是办法上利便的问题，何尝把教育学降为“文科中附属之课程”？在英国许多大学里，教育系（或单是教育学讲座）确是属文理科的，然而专门培养中学师资的机关，另外还有与大学同等程度的“训练学院”（University training College），也就是为师范科“独立之大学”。在德国，情形又不同。关于教育理论的课程，是在大学里讲习的，而实习的课程，却常另外由最优良的中学校组织“研究科”（Seminar），由大学指定学生到那里去学习。看似大学里教育课程不很多，实在却因为理论与实践，分途致力，正是竭力求师范训练精密的缘故。至于美国，胡先生说：“著名学校中，无号称师范大学者……赫赫有声如哈佛、耶尔、加利福尼亚各大学，教育只为文理科中之一系”，这也不可不稍为辨正，师范教育，是公家的事业，不是私立大学的专有责任。所以美国师范大学，多是省或地方经费办的，称State Normal College或Normal University，在一省一地方中等教育上，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不过既是单科的大学，又系后起的组织，在一般高等教育界，当然不比哈佛、耶尔等几百年老校的著名。这不仅师范大学为然，即最好的工科、农科、商科大学，也无不然。然而美国东部赫赫有声的私立大学，也逐渐设立教育的专科了，哥伦比亚的师范院不用说，就是哈佛，也设有教育的研究科（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胡先生最推崇哈佛，岂有不知道的？这可见养成中学师资，指导中学教育，连私立大学，也有不可放弃的责任了。
总之，现代国家，没有一个不把教育看作国家的命脉，没有一个不尽力从事师范的培养；为改进中等教育计，没有一个不在高等教育里，供给师范的训练。不过各国，各地方，各大学情形不同，需要各别，办法当然也不一律。从一个大学说，学生中有准备出去当中学教师的，便应叫他们于主科的学识技能以外，能了解中等教育的问题、教学法的原则、青年的心理等等，所以便应设一个教育学的讲座或教育系，来讲授这些课程。如果这大学的目的，于养成中学各科的教师以外，还要训练办学或教育研究的专家，和学务指导和行政的人才，那便应扩大范围，而设立一个教育科。从一国或一地方的行政区域说，因为中等教育的急须改进，中学师资的急须养成，如果这区域已有公立的大学了，在适当的情形之下，可以责成那大学开设一个教育科，也可以另用一宗经费，来开设一个独立的师范大学，范围的大小，科目的多寡，都看目的如何，需要怎样。没有确定的目的，连大学文科内的教育学程，也不必“附属”；有特殊的需要，就于大学教育科以外，另立单科的师范大学，也不算“骈枝”。这和教育学科自身的价值，哪里有丝毫关系？我们怎好从这里便笼统的断定“教育学在欧美诸先进国，尚视为幼稚而未达于成立之时期”呢？
至于胡先生引美国什么第一大文学批评家，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白璧德的话说：“在美国大学中所不为同僚重视者，厥为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焉”。这位大文学批评家说出这句话，就很奇了。在学术上看，大学各科的学问，只要有忠实的精深的研究，都一般应当“重视”。个人感情上的重视与否，与学问本身的价值，并无关系。而且“同僚”为谁，“教育学与社会学教授”是什么人，都须分别观察。我们何能听凭一人之言，作全称的判断呢？更何从证明“其诸教授所主张之学说，亦未尽为国人所信仰”呢？就使一种学说，未尽为国人所信仰，于那学说的成立与否，又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
如前所述，欧洲在百年前已经“以教育为专门学科，而加以精深的研究”了。在中国今日，教育学的确还很“幼稚”。好容易引起一点研究的新兴趣，培植一点师范教育的新生命，已经费了许多人的气力。我深恐胡先生的话，或者会使这些努力的人，感着很大的失望和不平，所以不敢苟同，分辨如此。胡先生或也很愿谅解的。
此外，胡先生文里，还针砭今日担任教育学科者的浅学，因而又归咎于哥伦比亚课程的不好。他说：“哥伦比亚大学教育院之课程，分目极细，参考书虽众多，然皆千篇一律，举一足以反三。分目既细，遂至学教育者，于各种教育，无鸟瞰之识见。加以平日于中西学术，绝无根底，故除墨守师说，如鹦鹉学舌外，别无他能。”哥校的参考书，是“千篇一律”，不知胡先生何所根据。至于学教育者根底浅薄，却是个人的问题，不能以部分来概全体，并且也和哥校课程没有什么相关。学教育者不尽学于美国，学于美国者不尽学于哥校，学于哥校者未必尽无鸟瞰之识见和中西学术的根底。归罪于哥校课程，是冤枉的。学的好不好，绝对和学科本身的价值没有关系。批评学教育者的幼稚浅薄，尚须加以分别。至于否认教育学科在大学课程上应有的地位，在胡先生没有更充分的论证以前，我是不能同意的。（原载《新教育评论》第1卷第1期（1926年））（来源：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