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许多高校针对科技创新和解决“卡脖子”现象纷纷成立新学院，如未来技术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人工智能学院、微电子学院、碳中和碳达峰研究院等，尤其是“双一流”高校是这些新学院的“领头羊”。推进新学科、成立新学院既是国家应对科技革命的布局，也是高校打破传统科研模式、推动学科组织变革的抓手。
把学科建设与学院建设“捆绑”在一起，是我国高校常见的学科建设路径，当我们需要对某个研究领域发力时，往往是成立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机构，以此彰显对该项工作的重视，并辅以相对丰富的资源配置。这是许多高校学科建设的惯习, 这种资源的优先分配模式，使得许多新学科或新组织像人才工程一样，拥有越来越多的学科“帽子”。该建设方式究竟是“新瓶装旧酒”还是“不得已而为之”？
第一次思考学科建设的路径是在2010年5月，参加教育部在密西根大学举办的校长培训班，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可以用建筑“倒逼”学科建设。培训期间，校方组织参观了近四万平方米的生命科学大楼，这是一个“跨学科”大楼，不属于任何一个学院，只有从事“跨学科”研究的课题组才可以免费入住，其他人员入住需承担使用费用。也正是在这次培训期间，知道了“不合作就死亡”（partner or perish）的科研理念。培训之后，我又顺访了伯克利大学、佐治亚理工学院等几所高校，发现都有“跨学科”大楼，推进的理念和过程异曲同工。当时想的是，看来在美国的一流大学建设“跨学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2022年看到一条报道，让我对如何推进学科建设有了新的认识。斯坦福大学打破了近70年的传统，成立了杜尔可持续发展学院（Stanford Doerr School of Sustainability）。随后陆续查到，耶鲁大学时隔46年之后，于2009年成立了杰克逊全球事务学院（Yale Jackson School of Global Affairs）；洛杉矶分校最新成立的学院是1961年成立的公共卫生学院，过去63年都未成立新学院；……美国这些一流大学不是靠成立新学院或专业跟踪科技创新，那他们是如何把科技最新进展融进科研与人才培养的？显然，与不断增加新学院不同，他们是按照“学科门类的建构主义”促成学科交叉融合，鼓励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在压缩学院数目的基础上，扩大学院的学科容量，把解决问题作为学科设置的基础。具体而言，当面对某一新兴产业的需求时，主要采取两种做法，其一是多个学院的跨界“合作模式”，通过拓展组织边界、学科边界，以互嵌的结构形成新的学术共同体，在深度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人才培养和科研各个环节的融合。其二是单个学院整合内部资源进行学科“改造”，即调整那些无法对接新兴产业行业需求、无法接受市场检验的“旧学科”或“旧学院”，通过融入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技术，与时俱进地更新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反哺”人才培养。
国内大学之所以习惯于通过成立新学院“推进”学科建设，首先是“新宠”学科容易受到重视，可以获得较多的内外部资源。其次是新学科的“光环”和“虹吸”作用，可以相对摆脱“传统势力”的干扰。最后，推进新学科布局和机构建设，也可以彰显管理部门的“作为”。但在我看来，学科建设之路既要着眼于新学科，更应放在传统学科的改造上，高校应该建立自己的学科发展机制。总之，学科建设的终极目标是解决问题，提升学科的贡献度。（《高等理科教育》2024年第4期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