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留学英国、成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到担任英国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从归国担任浙江大学常务副校长，并创建浙大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到成为澳门大学这所处于我国对外开放前沿高校的“掌门人”，宋永华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履历虽然丰富，却总是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开放已经走到必须以质量和内涵发展为主的阶段。如何在我们的校园中实现全球视野下的办学理念和多元文化的理解交融，实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真正国际化，这是每一所大学都应该考虑的问题。”不久前，在参加2024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期间，宋永华对《中国科学报》说。
多元化不能做“表面文章”
《中国科学报》：当前，一提到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发展，人们通常谈论的指标便是国外留学生占比、外籍教师占比等。你觉得这些数字可以代表高等教育对外开放的水平吗？
宋永华：当然不能。对于一所大学面向世界的多元融合发展而言，外籍学生以及教师的比例固然是一个重要标准，但如果仅强调这类数字是否“漂亮”，便很容易做表面文章。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需要校内人员构成的多元化，但如果仅仅只是简单将外人“引进来”，将自己人“送出去”，而没有更深层次的内容做依托，就只能算是一种形式化的“空中楼阁”。
《中国科学报》：你所指的更深层次内容包括什么？
宋永华：必须承认，随着经济及科技的快速发展，不同国家高校间的校际交流和人际交流变得愈加便捷，师生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容易，但从大学的整体性以及差异性考虑，每所大学的战略发展重点和学科发展重点均不相同。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层面在选择对外合作伙伴和合作内容时，必须针对学校自身情况，进行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也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在高等教育对外交流日益加速的大背景下，我们不能否认存在某些高校为了国际化而国际化，在合作伙伴以及合作内容的选择上“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这种徒有其表、缺乏实质性内容的国际化合作，对于一所高校的多元化发展并无裨益。
三大“核心标准”
《中国科学报》：我们该如何评判一所高校的国际化交流合作是否具有实质性内容？
宋永华：在我看来，大学对外交流是否具有实质性，其核心标准不外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培养人才层面的合作。不管是以本国学生为主的高校，还是学生构成多元化的高校，如果能通过国际化手段，在拓宽学生全球化视野、提升学生国际竞争力，以及增强学生科技创新能力方面提供帮助，便已经触及到了对外交流的实质。
在这方面，现阶段不同国家高校间的一个合作重点应是与学位有关的合作，比如高校间合作设立双学位等。这并非是一种功利化的设计，而是通过学位合作串联起诸如课程设置、学业评价标准和教师聘任等一系列与学生培养息息相关的内容，进而促使双方真正坐下来，研究彼此在人才培养各环节中的优缺点，从而取长补短。
二是教师层面的合作。如果说学生层面的合作更多侧重于人才培养，教师层面的合作则更侧重于科研，即高校间的国际合作是否对教师的科研工作有帮助。
目前，中外不同高校针对教师的科研具有不同优势。比如，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校在科研领域加大投入，至少在硬件设施方面，我们已经不输于国外高校，甚至实现了一定程度的领先，但与此同时，在为高校教师提供相对宽松的科研环境、保持教师的科研初心及提升教师的科研评价，乃至于驱动高校教师进行学科交流和学科交叉合作方面，国外高校的很多方式、方法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是学校以及学科层面的合作。高校必须考虑这种合作是否能为学校自身的学科影响力，乃至学科与科研的国际声誉带来正面作用，进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树立学校的“品牌”。这看似“功利”，但在当下的高等教育环境中，这样的“品牌”对于学校的整体发展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科学报》：所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合作都要以这三方面为衡量标准吗？
宋永华：高等教育的中外合作形式多样，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教条”。但总体而言，上述三点可以作为高校评判高等教育对外合作是否“值得”的重要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有了一定的“衡量标准”，但我们在对外合作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仍须避免功利化，即时时刻刻都在衡量双方的合作是否给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学科发展带来好处。要知道，对于学生以及教师个体而言，对外交流中的一些积极影响往往是在不经意间产生的。可能某次普通的交谈就会影响某个老师或学生未来长时间的学术发展路径，甚至影响其一生。
国际化要有所选择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我国高校的对外交流呈现多层次化趋势，除了校际间的交流外，还存在院级以及教师个体间的交流。你认为这其中谁应该起主导作用？
宋永华：毫无疑问首先是高校。要知道，出于各种原因，高校教师个体以及学生对于国际合作的主动性往往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强。但如果站在大学培养人才的高度，对外的交往和合作又是必需的。这就要求学校层面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份动力传导到学院层面，进而对教师个体产生影响。
学科建设也是如此。单个教师是很难关注一个学科的整体发展与建设的，这份关心通常更多存在于学院以及学校层面。因此，如果将高校比作一个“层级结构”的话，只有“上层”有了足够的重视，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和资源，才能对“下层”产生引导和督促，最终加速学校整体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科学报》：这是否意味着高校要发展国际化，必须有一个成熟的整体发展战略？
宋永华：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谈论的话题。高校的国际化当然要有一个整体的发展战略，但这种战略并不能刻意地凭空创造。在我看来，大学只要把学生培养的国际化做好了，把教师科研的国际化做好了，把学科的国际化做好了，其大学的整体国际化战略就已经成形。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关系。
与此相对，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过程中，高校应从学生、教师以及学科是否最终受益的角度，审视其战略的合理性，并进行适当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高校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也要有一定的战略选择，即有些内容通过国际化交流合作是可以取得很好效果的，而有些内容却并不需要。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并不是一个什么都可以装的“筐”。当前国内存在一种现象，即某些高校在原本不需要国际化的内容上花费了过多精力，最终搞出的项目或合作华而不实。这无疑是对高等教育资源的极大浪费，对此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中国科学报》2024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