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科教育受到多方利益群体的关注，“文科生太多了”成为热议焦点。规模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文科就业难、收益低的现实症结。通过多国比较发现，该争议实质在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而非表面的规模问题，体现为文科专业内部结构规划欠缺合理性以及文科教育培养目标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发展困境。因此，国家需要优化调整学科结构,分类发展文科专业，企业应全面评估文科生能力并与文科教育密切联系，大学以核心素养为人才培养目标，深化新文科教育改革，个体理解并尊重学科差异，多主体协同推进文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文科生规模，文科教育，结构性问题，国际比较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文科生是否太多了？”备受热议。2021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题为《关于我国人口转型的认识和应对之策》的工作论文，认为文科生过多是东南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经济论坛上指出，市场需求与高校专业设置之间的脱节导致了文科生供过于求。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包括公共事业管理、市场营销、社会工作、行政管理、日语等在内的多个文科专业遭到高校撤销。在国际上，多国政府在推动教育政策调整时，强调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重要性。如日本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要求国立大学调整专业设置以更好地响应社会需求，英国教育大臣尼基·摩根（NickyMorgan）和美国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Rubio）等同样推崇STEM，文科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仅削减文科生的数量可能无法根本解决上述教育或社会问题，数量是问题的表象，需要深入地思考和应对文科教育在发展中遭遇的困境。
二、“文科生太多了”的表现与实质
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对“文科生太多了”的担忧。这种观点外在表现为市场就业需求的波动对文科毕业生构成挑战；内在表现为文科专业的回报往往难达预期。究其原因，文科生规模争议的实质源于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一）“文科生太多了”的表现
文科专业的平均就业率通常低于总体平均水平，表明文科毕业生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难度，文科专业内部亦存在显著异质性。近十年OECD国家文科生的招生比例浮动基本保持在5%之内，而实用导向的偏好会导致文科专业中的某些领域面临相对较大的就业挑战。如社会科学领域专业，管理学和教育学的就业前景相对乐观，但人文学科极有可能面临更大的就业压力。这与学科培养方式有关，实用学科更侧重于技能培养，增加了毕业生就业稳定性并降低可替代性，从而失业率较低。如美国机械和精密技术等专业毕业生失业率较低（2.1%），反映出该领域毕业生在市场上具有较高需求。相比之下，美术、哲学和大众传媒等文科专业的失业率较高。
2. 收益低：隐性的文科价值难以满足求职期待。文科专业往往因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相对较低而失去被优先选择的机会，导致文科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澳大利亚的调查显示，基于经济理性，约85%的本科生及其家长在选择专业时主要考虑就业因素。当下，文科毕业生沦为“高学历穷人”。教育投资的回报在不同专业间存在显著差异。道格拉斯·韦伯（DouglasWebber）基于美国青年数据，得出理工科与文科平均收入的中位数存在明显差距，被调查者中两类学科最高收入相差近30万美元的结论。特别是在高教育成本的背景下，文科专业的盈亏平衡年龄可能永远无法实现，从而增加投资回报的风险。
不同学科本科毕业生的相对年收入呈现出较大差异，特别是工程类和通信类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普遍较高。（见表2）以德国为例，这一领域毕业生相对年收入高出其他专业500~12000欧元不等。而文科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普遍较低。如教育学和艺术与人文学科等专业的毕业生相对年收入多处于平均值以下。因此，不同专业的学生在薪资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凸显了文科专业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面临着极大的经济挑战，以及关注文科教育和市场适应性的重要性。
随着教育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的增长，越来越多的毕业生涌入就业市场。在市场需求和经济期待的现实驱动下，许多文科生被迫或主动地滞留在就业市场中，进而造成“文科生太多了”的表象。
（二）“文科生太多了”的实质
基于社会各方对“文科生太多了”的争议，以及文科生表现的就业难及文科教育收益低等现象，该争议的症结可归为两点。一是将文科生数量的多寡直接与经济发展挂钩，忽略了教育多样性和社会文化需求的重要性。不同学科的教育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片面地从经济角度评价文科教育的价值进而评价文科生数量，忽略了文科生在促进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贡献。二是过度简化文科规模规划的复杂性，仅仅将就业结果视为规模调整的单一因素。调整学科专业规模是一项复杂的决策，涉及学科质量、学生需求、战略规划等因素，不仅要考虑外部需求，还应基于对学科发展的预期及学科自身价值与学校愿景的匹配程度。
文科生就业的严峻形势暴露出教育系统的人才供给量与社会市场需求不平衡，专业结构与市场需求不完全匹配问题。因此，面对“文科生太多了”的争议时，首先要明确其指涉的是文科的规模问题还是结构性问题。从规模上来讲，中国的文科生数量并非“异常状态”。近十年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本科生中文科生占比普遍超过50%，美国和日本占比甚至超过了60%。（见表3）中国的文科生比例并没有超过其他国家的平均值，而且文科生与理科生比例大体持平。因此，“文科生太多了”并非简单的文科生数量问题，而是更为复杂的文科教育结构性问题。
三、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
对“文科生太多了”的感知源于文科生遭遇的就业难题，以及公众对文科教育价值的持续质疑，这揭示了文科教育与大学发展、市场需求、国家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向当前文科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文科专业内部结构的调整缺乏合理性规划
大学在调整文科专业结构时，应基于多元因素的综合考虑，坚持统筹兼顾原则，注重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文科教育的长期发展。同时，文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在一定限度内是合理的，但若仅仅将单一因素作为专业结构调整的标准，缺少稳定性的专业发展长期规划，势必会影响学科建设。在实践中，文科专业内部结构的调整常因缺乏合理规划而导致文科教育发展受限。
首先，文科专业因其相对较低的门槛和灵活性得以大量增设，但未能充分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实际需求和教育质量等因素，导致文科生的人力资本错配和低效的教育投资。如新中国成立后，高等教育学科设置受苏联模式的影响，形成了重理轻文的倾向，文科在校生比重持续偏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但学科设置滞后于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同时，在追求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中，存在新设学科缺乏特色、设置随意性强且盲目性大，缺乏宏观调控和规划等学科设置乱象。OECD国家1991—2020年的数据分析显示，单纯扩张文科专业并不能产生直接的经济效益，需要一定的经济增长为前提。同时，并非所有个体都适合偏向学术性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错配不但会削弱扩招带来的经济效益，还会影响到文科教育为雇主提供信号的可靠性，文科生在就业市场处于不利环境的风险增加。
其次，量化主导的评价方式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影响着资源分配和管理，文科因其贡献难以直接量化而逐渐被边缘化。学术界在追求投资回报率、提升机构排名和声誉的过程中，往往强调出版物的数量，而忽视了文科教育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自然科学因其易于量化和标准化在评价体系中占据优势，文科教育则因其难以量化的特性而遭受冷落。这不仅未能准确反映文科教育质量，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学传统文科的教学、研究和服务职能。通过分析多个大学排名框架发现，有12项排名的科研类指标权重超过50%，有6项权重甚至高达80%，但科研类指标主要以成果和效率为衡量标准，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的重要性在排名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最后，知识和技术创新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核心驱动作用需要得到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大学的学科建设、发展与经济紧密相连。一些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的文科专业被边缘化或裁撤，而那些具有较高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的理工类学科，如人工智能和工程学被优先重视和发展，其职位需求增长速度远超过传统文科领域，文科生找到与其专业相匹配的工作面临更大挑战。同时，各大学开始逐渐缩减文科结构。如日本政府自2004年左右开始实施重视产业竞争力的大学政策，大学接受教育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理念，形成默会的社会观念：文科教育无助于就业且无法赚钱，因而无用。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发布的《问题的核心》（TheHeartoftheMatter）报告指出，在2005—2011年间，美国联邦政府对人文领域的资助比例从30%下降到了20%，而对STEM领域的支持则一直维持在60%到70%。不均衡的资源分配无疑加剧了文科教育的困境。
（二）传统文科培养目标难以匹配市场需求变动
社会和科技的迅速发展正重塑文科教育的目标，技术革新和产业变革增加对跨学科技能和应用型文科人才的需求。这对文科生培养提出更高标准，即文科生不仅需要掌握传统知识，更要具备批判性思维、创新力和社会责任，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解决面临的各类问题。然而，当前文科教育存在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不匹配的现象，导致大量文科生难以在市场中觅得心仪去处。
首先，在当前劳动市场中，技能导向型人才需求正逐渐成为雇主的普遍偏好，这种需求往往追求短期经济回报的显著效果。在全球范围内，文科学位数量在减少的同时STEM领域的学位数量却在持续增长，反映了社会对于应用型知识和技能需求的转变。同时，从跨学科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来看，理工科在跨学科研究与应用方面表现出更强实力。理工科领域的交叉融合趋势日益明显，如生物信息学等跨学科领域不断涌现。但文科教育并非产出应用成果，而是更多聚焦于学生社会服务能力的培养和个人成长。在市场化日益深化的学术环境中，价值增值被狭隘地等同于商业化，导致对大学学科的评价过分强调经济视角，忽视文科教育广泛的社会影响。相较于理工科，文科的社会效益更加分散且难以量化，其价值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其次，数字化时代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化和综合性。在数字化时代，科技的迅猛发展正深刻地改变着市场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企业更加需要具备跨学科知识和技能的综合型人才。如历史学、哲学等传统文科专业侧重于人文素养和批判性思维的培养，这类专业毕业生在数字化的冲击下面临着巨大挑战。随着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需要较强分析能力和技术知识的新职位正在增加，一些传统文科职业，如市场研究员和文案撰写者等正面临被自动化工具替代的风险。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预计到2029年，与文档处理相关的工作岗位将减少41%。因此，数字化时代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加剧，对传统文科职业的替代风险也在逐步上升，这要求文科生在掌握传统知识的同时，还需具备跨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最后，文科生的培养过程常常表现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这种“悬浮”状态归因于传统文科教育未能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快速变化。既有的教学模式往往将学生的知识需求视为一个静态变量，未能有效地适应社会变迁和技术发展的步伐。在全球化的复杂社会中，面临的问题往往超越传统学科界限，其解决方案需要跨学科的整合。然而，许多毕业生在接受文科教育时并未形成跨学科意识和能力，在实践中自然也无法很好地综合不同学科知识。高等教育体系过度细化，削弱了学科间联系，使得文科生在市场对综合型人才高需求的情况下，难以仅凭单一领域知识和技能满足要求。此外，文科生也缺乏充分的就业指导，使其在理论到就业的过渡中遇到困难。相比之下，理科生受益于预先确定的职业进入路线和更积极的劳动力市场结果，容易形成明确的职业认同和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文科生在就业市场上的不公平竞争。
四、文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文科教育的结构性问题涉及多元主体，因此，可通过协同国家、市场、大学和个体等多主体的力量以应对文科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国家层面：优化调整学科结构,分类发展文科专业
在现代社会快速发展和全球化竞争中，国家在整体学科布局上合理有序的统筹规划至关重要。交叉学科等各种不同分类下的学科布局的合理性，不仅关系到科技创新，还直接影响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以中国为例，202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改革方案》，教育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变化，动态调整高等教育学科布局，如面向国家战略需求设立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专业等。不同于我国的直接统筹学科布局，美国政府作为外部力量，通过美国联邦教育部发布学科专业分类目录，侧重于管理上的统计功能和调查信息标准，发挥着构建学科体系、规范办学行为、指导评估工作和辅助决策制定等多重作用。因此，我国可依据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产业结构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对学科布局进行调整和优化，进而提高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赋能高质量的人才培养。
为确保文科教育能够综合发展并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需要从政策层面提供坚实的支持。这包括建立专门机构并提供经济资助，以支持文科发展和创新。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委员会（ArtsandHumanitiesResearchCouncil）作为英国研究与创新组织的一部分，专注于资助艺术和人文学科的研究，并提供详尽的文科发展项目申请指南，涵盖了人类学、电影和媒体研究以及数字人文等多个文科专业领域，旨在推动学术研究、跨学科合作及知识创新。该机构专注于文科教育的特定需求，不仅确保了艺术和人文学科获得必要的资源和关注，而且强调研究质量和影响力、支持长期学术探索、增强教育与公众参与以及保护文科研究多样性，提升了文科社会地位和学术价值，有助于推动不同学科间的交流。
文科学科的内部布局调整需要考虑到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差异，充分发展各专业以满足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对于应用性强的专业，应给予高校更大的自主权，以便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如日本新兴文科领域侧重于实际应用价值，如咨询管理等专业展现更强的就业竞争力。对于那些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的专业，如文化保护等领域，政府应提供适当支持，吸引和保留专业人才以满足社会长期发展的多元需求，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同时，关注文科领域内专业发展的差异性。在美国，从1987年到2018年，传统文科如历史等专业学生比例下降约20%的同时，性别研究等新兴领域学生比例增长了5倍，这表明美国社会对多元文化等问题的关注。文科专业调整应关注差异性，分类发展以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人才。此外，文科专业发展规划还应考虑国家特色，针对性地保护边缘化但具有传承价值的学科。
（二）市场层面：全面评估毕业生能力，加强企业与文科专业的联系
在当前快速变化的职业环境中，企业和组织应更加关注毕业生的综合能力，特别是专业技能之外，包括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考等在内的软技能。美国的职场基本素养达成秘书委员会（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研究报告提出工作技能指标体系，不仅涵盖工作中的技术性和操作性要求，还包括了与文科相关的广泛能力，如在伦理和道德关怀等领域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文科生通常在这些软技能方面具备优势，不仅提高了文科生在多样化职业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竞争力，也提高其在职场上的不可替代性。多数商界领袖认为分析问题和人际沟通等技能与文科紧密相关。因此，对求职者的全面考察有助于削弱学科差异带来的壁垒，关注学生个体素养。
为提升文科教育的质量和市场适应性，大学需加强与企业和组织的紧密合作，确保教学内容可适应市场需求，同时通过政策支持和公共宣传有效地提升文科专业的社会认知。此外，支持和鼓励文科领域的研究与创新对于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学术探究精神至关重要。在创新驱动的经济中，文科专业如哲学对培养批判性思维和创造力等至关重要，这些技能正是推动创新和创意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企业与文科专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可以开拓诸如内容创作和用户体验研究等新兴就业领域，是现代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部分。2017年硅谷指数显示，尽管创新与信息产业就业人数占比（27%）未达预期，但社区和商业基础设施（52%）与服务领域（17%）显著的就业人数占比，凸显了金融、法律和咨询等服务人才对硅谷发展的关键作用。
（三）大学层面：以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深化新文科教育改革
文科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人才，核心在于提升人的核心素养，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被技术至上和功利主义思潮裹挟。文科教育应当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注重塑造学生的人格魅力和道德品质，培养出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复合型人才。哈佛大学在2022—2023学年提供美学、伦理学、技术等多种课程，深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和科技的理解，有助于培养能够适应快速变化世界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同时，文科的复杂性、价值性和非累积性需要全面而细致的评价体系来准确衡量文科专业人才的发展水平，既要审视最终学术成果，又要关注学习过程和学生在过程中的成长。以牛津大学跨学科专业——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为例，其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综合了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和增值评价，运用入学考试、学年末考试、毕业考试等多重方式来评定学生的学习。采用多元化的评价主体与标准能更全面展现学生的发展。
为促进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2019年，教育部等13个部门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全面推进新文科建设。新文科（NewLiberalArts）的概念最初由美国希拉姆学院（HiramCollege）在2017年提出，强调将新技术融入文科课程，进行专业重组。中国的新文科内涵要大于美国新文科，源于新技术推动、新需求产生及新国情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其核心在于加强实践教学与跨学科学习，避免学科单一化导致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就业竞争力，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以更好地从学校过渡到市场。但在跨学科时，大学必须认识到文科的独特价值，避免将其视为自然学科的补充或备选方案，应强化其主导作用从而降低学科从属的风险，需考虑到不同学科间的门槛差异，并据此合理配置资源。
建立科学包容的评价体系，超越简单的量化指标，深入理解和评价文科教育在社会和人文领域所作出的贡献。当前评价体系过于倚重论文数量、引用率等形式指标，过分强调短期、可量化成果，采用简化的投入-产出模式，对文科教育的长远价值认识不足，反映了评估体系的局限性，传统的科研评估方法难以全面把握这些学科的特性和社会贡献。因此，评价文科的发展需要更为复杂和适切的方法，捕捉到这些学科的复杂性及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学术界正在探索新的评估途径，有学者以欧洲大学为背景，提出了一个包含科学、社会和政治等维度的评估框架，以更全面地捕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多元影响。这表明建立一个综合性的、能够全面反映文科价值的评价体系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四）个体层面：辩证看待学科差异，综合多因素选择专业方向
学生、家长和其他相关利益个体应秉持包容的学科差异观念，辩证看待学科之间在某些维度下的差异，自觉规避学科间的偏见。有观点将知识划分为“实用的”和“装饰的”两种，应用性学科归属于实用性知识，而文科往往被视为装饰性知识，因此断定文科不如其他学科。这种简单二分法限于特定职业技能，忽略培养个体理解力和批判性思维等特征。各学科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发展规律，不能简单用成本效益来衡量，市场逻辑不应成为学科建设的唯一标准，避免个体陷入“功利主义”和“数字至上”的误区。个体应辩证看待学科间的差异，认识到不同学科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和社会贡献等方面的独特性，切勿因学科之间不同的标准产生学科刻板印象。学科并无优劣之分，没有学科可以单独存在。理解学科互补性和交叉融合的重要性，尊重学科的专业性，避免形成过于浅薄的认识。
个体专业选择应寻求个人志向和社会需求之间的平衡，避免过度受短期就业趋势或他人期望的影响。大学专业选择是一个复杂的多因素决策过程，涉及个人兴趣、家庭和重要人际关系等内在因素，及经济社会环境、行业发展前景和专业声誉等外部因素。伊莱恩·布里昂斯（ElaineBriones）对在菲律宾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学生个人兴趣和选择是影响专业选择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是学校声誉和教育质量、就业前景等。在中国，不同因素的优先次序存在差异，家庭的重要性会被放大。阳韬基于中国高考报考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经济状况直接影响学生专业选择。而家庭文化背景虽然不直接决定学生专业选择，但在经济因素的作用下，会显著影响学生专业偏好。因此，个体在进行学科选择时，应避免过度放大单一因素的负面影响而形成专业选择与学科认知，全面了解不同学科信息，关注国家与市场和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了解大学学科发展和制度规则，综合各类信息后做出最佳选择。
（《中国高教研究》202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