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2日，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顺利举行。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陈平原，厦门大学邬大光教授、朱水涌教授，苏州大学周川教授，以及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近百余名师生参加会议。
上午，陈平原教授作了题为《现代中国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邬大光教授主持。
陈平原教授从历史发展视角选取了中国大学的六大关键时刻，分别是1905年科举废除、1919年“五四运动”、1937年大学内迁、1952年院系调整、1977年高考恢复，以及1998年开启的大学扩招与争创一流行动。陈教授认为，科举的功绩在于取士，但在人才培养、新式学校推广和社会变革等方面却产生重大阻碍；“五四运动”不仅具有文学史、思想史等方面的意义，在教育史上同样具有里程碑意义——确立了中国人所理解的“大学精神”；“大学内迁”让中国大学及读书人在战火纷飞中顽强生存、抗争、发展，蕴藏着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院系调整”让大学从“以文理为中心”转向以“应用学科为主”的同时，优化了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加强了对高等教育落后地区的支持；“恢复高考”为“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提供了改变命运的契机，但应试教育理念及其所产生的影响至今仍值得反思；争创“世界一流”与推动“大学扩张”的内在张力激发我们深思，在二者不同步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最后，陈教授基于对百年中国大学发展历程的系统分析，认为大学发展应扎根中国大地，并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的第七个关键时刻已然来临，面对中国大学发展的下一个关键阶段，应调整方向，补足短板，构建良好的发展生态。
在圆桌论坛环节，陈平原教授、邬大光教授、朱水涌教授和周川教授围绕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等重要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与思想碰撞。论坛中，嘉宾们围绕“长在”中国的大学和“办在”中国的大学展开了热烈讨论。
朱水涌教授强调，中国现代大学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基因”，这些基因贯穿于大学的发展脉络之中，生动展现着独特的民族精神，是中国大学区别于世界其他大学的重要标识。周川教授指出，中国大学的形成与发展，既离不开特定历史、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根植于自身的文化基因与学术传统。陈平原教授将目光聚焦于当下的变革，特别提及人工智能对人文学科带来的冲击。他指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浪潮下，注重人的教育和保持身心健康将成为未来大部分大学的发展重心。最后，邬大光教授作总结。他认为，在未来的大学发展与高等教育研究中，人工智能与大学教育的有机融合将成为关键，如何更好地促进二者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技术在教育中的积极作用，值得深入研究与探索。
下午由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邬大光教授与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周川教授作主题报告。研讨会由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赵婷婷教授主持。
邬教授围绕“从中国近代大学之源看扎根中国大地办学”作主题报告。他提出在教育强国建设中，高等教育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
邬教授认为，中国近代大学的源头包括中国本土举办、外国势力举办、中外混合举办等多种形式。中国近代大学学习西方经历了本土化和去本土化、日本化和去日本化、欧美化和去欧美化、苏联化和去苏联化、美国化和去美国化五个阶段，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经验都对中国高等教育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邬教授指出，面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使命，我们要重思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逻辑与时代逻辑、西方逻辑与中国逻辑、教育逻辑与国家逻辑、体系逻辑与治理逻辑。最后，邬教授提出我们应重新认识高等教育三大职能及其逻辑关系，引发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随后，周川教授以《胡适的教育家精神》为题，深入剖析了胡适作为教育家所展现出的独特魅力与深远影响。
周教授认为，胡适的教育家精神切实体现在教育实践的点滴之中。在“育人智慧”方面，他因口才出众、内容新颖、见解独特而备受赞誉。胡适本人也坦言，“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讲课是他挚爱的职业。周教授认为，胡适作为杰出的教育家，“育人智慧”的背后是个人、教学与待人方面有着深厚的根基，“仁爱之心”和“有教无类”体现得淋漓尽致，“躬耕态度”令人钦佩，“磁性人格”难能可贵。周教授强调，“教育家精神”绝非称号，而是一种品德与人格特质，体现在具体行动中。胡适的“教育家精神”在当今社会仍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激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建设教育强国之路上不断前行。
在场师生表示，几位报告人通过对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变迁历史的扎实研究和生动诠释，让大家对中国大学发展历程与未来方向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并意识到要打开学习与研究的视野，有助于我们形成从国际环境、国家发展环境理解高等教育发展的全局思维。
（来源：厦大教育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