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三位全球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Altbach、de Wit与Leask在《大学世界新闻》联合撰文，提出“美国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一场缓慢却深刻的衰退”。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国际学术界引发广泛关注。它并不单是对美国高校当前困境的悲观陈述，更是一种面向全球高教未来的预警信号。在国际教育格局悄然转变的背景下，中国高校不能只是观察者，而应当成为有准备、有担当的行动者。
文章指出，美国高等教育的衰退不是偶发性的“管理失误”，而是结构性危机的结果：政治干预加剧、治理机制分化、财政支持削弱、社会信任流失等多重因素交织，使高校逐步丧失其制度独立性与社会领导力。以特朗普政府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日益将高校视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战场，通过削减经费、重构监管、干预课程，挑战大学自治的根本原则。这一趋势不仅影响到国际学生的流动与选择，更动摇了美国大学长期以来所代表的自由、开放与学术卓越的形象。
作为全球最大国际学生输出国，中国高校对这一变化格外敏感。部分声音主张，趁美国高等教育处于困境之中，应当扩大中国高校在国际排名和科研话语权中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替代逻辑”未必是成熟策略。高等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只是科研产出与论文数量的累加，更依赖制度规范、学术文化与全球信任的长期积累。如果仅以“赶超美国”为目标，很可能在重蹈“唯指标论”的覆辙之余，忽视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现代性及知识体系。
面对美式大学模式的动摇，中国高等教育的应对路径应更加内省与深远。首先，需要进一步优化制度环境，提升大学治理的透明度、稳定性与自主性，构建真正具有国际合作吸引力的体制生态。其次，应从“国际流动”转向“全球合作”，不再将留学、引才等视为单边输入输出，而是在气候、健康、技术伦理等全球议题中，以共同体姿态参与规则制定与知识生产。
此外，美国高等教育的衰退也意味着全球学术格局的“去单极化”。我们正在进入一个高等教育多极共存、文化多元共生的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中国高校不宜追求制度替代或文化输出的主导性，而应致力于打造可持续、可信赖、负责任的知识平台与合作机制。这既包括加强与欧洲、东盟、非洲等地区大学的制度对话，推进“一带一路”教育合作的规范化、系统化与成果导向，也包括仍然竭尽所能积极维护全球学术共同体，尊重全球高等教育的多样性，促进各国高等教育合作与交流，以及知识与人才的全球流动。
当美国高校在政治干预与财政收缩中陷入自我纠结时，中国高校恰处于战略窗口期。这个窗口期，不应被理解为“追赶美国”的竞赛起点，而应作为“建构自我”的制度机会。在全球高教走向再平衡的历史时刻，中国的选择，关乎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方向。
（来源：里瑟琦科教观察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