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许美德（Ruth Hayhoe），教授，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中国近现代教育变迁等研究；吴寒天，研究员、博导，浙江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从事国际与比较高等教育研究。
摘要：国际化可被视为现代大学自中世纪肇始即具有的内生属性。现代大学模式扩散至后发国家后与当地文化在冲突和互动中交融。大学不仅成为人类知识与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其国际化进程也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反思，大学的独特性使其作为文明对话的平台从而避免文明冲突成为可能。儒家思想使中国大学在国际化进程中为促进国际和谐作出贡献。大学拥有知识生产和传播中心以及个体间思想交流枢纽的双重身份，它的文明职能无法被其他类型机构取代。大学促进文明对话最为直接和有效的形式是为来自不同文化的青年人营造有形或无形的交流空间。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化；文明对话；文化冲突论；中国大学；儒家文化；文明职能
在全球化浪潮与地缘政治博弈交织的当下，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意义已远超单纯的人员流动与创新扩散，而是关乎如何通过思想对话与知识论传统间的交融参与重构人类文明的秩序与格局。纵观历史，国际化可谓大学自中世纪肇始即具有的独特属性。对中国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与其作为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紧密相连，不仅推动了整体社会的知识与认知革新，而且深刻重塑了与世界对话、互动的方式。面对（逆）全球化趋势、国家间科技与人才竞争的加剧以及颠覆性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与实践者或需超越文明冲突元叙事，转而从文明对话视角重构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应然使命。不同于将文明间差异视为冲突根源的悲观预设，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智慧为理解文明间关系提供了更具包容性和确定性的框架。大学作为具备跨文化知识共同体属性和应对全球性议题创新能力的组织，恰能成为践行文明对话理念的特殊平台。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危机
（一）作为高等教育内生历史属性的国际化
学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Universitas）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欧洲中世纪大学创设的学院制度、学科制度、课程教学制度、考试制度、学位制度等沿袭至今，仍作为大学组织的核心要素存在。国际化是现代大学自肇始即具有的内生属性。11世纪，保存在阿拉伯世界的古典时代的典籍被重新发现并运回欧洲；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欧几里得（Euclid）、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等在欧洲“失传”的“新”知识连同来自阿拉伯世界的科学与文化，吸引着欧洲和地中海沿岸各地“乐于学和乐于教的青年，聚集在巴黎和博洛尼亚”。“大学起源于大批求学于名教授的学生”，它们把“知识生活”制度化为具体的组织形式——来自不同地区、种族和文化传统的成员汇聚于此，使用同一种学术语言，即拉丁语进行交流。这一延续千年的独特组织诞生于思想、知识与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其间所教授和探讨的知识源自东西方文明共同的智慧结晶。
相较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古代中国的书院提供了高等教育机构（或精研高深学问的机构）中知识交流互鉴的另一种模式。书院最初出现在唐代（公元618—907年），彼时科举制正趋于制度化，然而书院却在许多方面与依附于科举制的官学迥然相异。书院通常由本地士绅或佛教寺庙资助，因享有对土地的所有权和地租收入的支配权使之在财务上保持独立，其藏书和学术研究活动吸引了当时各年龄段的学生。书院中的活动包括讲座、相互切磋文章，以及在清雅幽静的环境中自学等——每个学生都与书院的管理者和学术领袖即“山长”建立密切的关系。及至宋代（公元960—1279年），书院对知识的讲授越来越符合儒家官方流派（即理学）的要求，然而由于书院对佛家、道家等其他思想流派的引入，这种明显的一致性反而引发了对儒家正统观念的不断质疑和重新思考。书院的开放性使之有别于依附科举制、教授规范知识的官学。当我们将古代中国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作对比时，就会发现其拥有更为广泛的知识自由，即并不局限于脱离实践的理论探究——这与源自中世纪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概念形成鲜明对比。
现代大学这一组织模式随着西方国家的殖民扩张与后发国家的自主借鉴逐渐扩散至全球，并与当地文化与知识论传统在彼此冲突、互动中交融。随着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建立，大学逐渐从与社会保持距离的“象牙塔”成为国家教育制度的一部分，承担着国家本位的使命。作为生产和传播高深知识的主要机构，大学在人类知识与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起着重要的桥梁和枢纽作用。以大学为主要载体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也在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高等教育国际化历史最为悠久的形式即为留学。中国在明朝末年曾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但朝代更迭和清朝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其走向现代社会的步伐。两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向西方学习。彼时的清政府听取了接受过西方高等教育的改良派容闳的建议，于1872年派出首批“留美幼童”，其后又相继派遣留学生赴英、法、德等国学习造船、交通、兵技等。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大批留学生旋即赴日本探寻救国良方。1918—1920年，蔡元培、吴玉章等发起的勤工俭学会、法华教育会，先后促成1 600余人赴法留学，涌现出周恩来、邓小平等一批革命领导者。1911年，美国利用“庚子赔款”设立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留美渐成主流。部分“庚款学生”回国后试图以美国教育为蓝本改革中国教育，其中包括梅贻琦、竺可桢等著名的大学校长。1949年以后，钱学森、华罗庚等在海外已颇有建树的留学生陆续回国，着手建立中国的学科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大幅扩大公派留学规模，同时自费留学生也渐成留学大潮的主体。1978—2024年，中国大陆地区赴海外留学人员累计超过800万人。归国留学生在中国社会转型和发展中发挥了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作用。自清末以来的百余年间，大批留学生将西方科学技术和社会思潮带入中国，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互动
纵观各后发国家历史，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另一重要形式即为创办现代大学，系统借鉴西方知识体系和办学制度培养本土人才。中国现代大学的发展史就是将西方大学模式本土化的过程。1901年，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利用英国“庚子赔款”创办山西大学——辛亥革命前中国仅有的三所大学之一。成立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起初追随东京大学模式，而后者本身即深受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大学模式的影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则致力于将德国“洪堡模式”（Humboldtian Model）本土化。随着1929年清华大学划归教育部，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日盛。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仿照苏联模式进行了大规模院系调整，建立起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高等教育体系，服务国家快速工业化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学习西方，尤其是对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再次学习的浪潮兴起。显而易见，中国现代大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既可被视为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亦可被视为文明间交流与互鉴的载体与成果（诚然其早期历史具有殖民与被殖民的色彩）。今日的中国大学已经逐渐发展成熟，且在保持本土传统和与世界大学制度接轨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点，其全球学术影响力日益彰显。鉴于其历史传统与现实地位，中国大学显然有能力通过国际化进程促进人类文明对话与交流，继而重构全球化新图景。
（三）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趋势发生重大变化：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在全球抬头，逆全球化与全球化两股潮流相互激荡，国际格局加速演变。政治、经济与科技力量的此消彼长导致国际格局局部重组，世界政治进一步朝向多极化发展。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区冲突延宕升级，地区和国际秩序加速转型。国与国之间的军事竞争、经济竞争已前置到科技和人才领域的竞争。在当前国际秩序的转型期，中国与西方国家间的科研合作、学生和人才流动等频频受阻，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面临挑战。危机通常伴随着机遇，借助高等教育国际化开展文化外交和跨文化互动在当前情势下显得愈发重要。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史的国家，尤需重视以高等教育为载体将“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中国人理解不同文明间关系、人与自然间关系的传统价值观带入世界思想体系。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虽让世界看到中国对全球南方国家的积极贡献，但西方社会仍担忧中国试图通过基础设施项目重塑地缘政治格局。因此，充分发挥高等教育国际化在加强文化沟通与增进文明理解方面的作用，或将有助于消减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中国大学发展至今，已经能够在服务国家的同时成为世界舞台的积极参与者，主动思考和践行其全球责任。在当下充满挑战的世界中，中国大学不仅有能力在事关全球公共福祉（Common Good）的诸多领域作出贡献，而且可以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致力于冲突解决的过程中贡献有别于西方世界固有元叙事的中国智慧。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一员，笔者在为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教授先后荣膺图灵奖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而深感自豪的同时，也不免对日渐强大的人工智能之于人类文明深刻的影响加以深思。毫无疑问，辛顿等这个时代的杰出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为科技、生活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带来了显著变化。然而与此同时，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学术界、思想界也表达出深层次的忧虑，即日渐强大的机器是否会以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方式脱离人类的控制。因此，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大学应当考虑如何应对这一潜在危机，高度关注科技伦理，以人本主义作为基本的价值指向，使技术的进步造福人类而非摧毁人类文明。
二、走出亨廷顿的元叙事：从“文明冲突”到“文明对话”
（一）亨廷顿所建构的文明冲突元叙事及其影响
自冷战结束以来，伴随着原有的两极格局瓦解，使用意识形态这一单一因素解释和预测国际局势乃至人类文明的走向日渐捉襟见肘。因此，学界提出诸多理论、学说对日趋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加以诠释，其中尤以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影响最为深远。亨廷顿将当今世界的主要文明归纳为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以及非洲文明，并认为未来新世界中主要冲突的根本原因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因素，文化差异将成为人类社会重大分歧与冲突的根源。亨廷顿认为，尽管民族国家仍将是世界事务中最强大的行为主体，但全球政治领域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具有不同文明的国家和国家群体之间——文明间的冲突将是当今世界冲突演变的最新阶段。他继而预测，未来最重大的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间的断层线上，而造成冲突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不同文明间固有的“基本”（Basic）差异；不同文明人群的互动日益频繁；经济现代化与社会变革进程使人们弱化过去长期存在的地方特性；西方社会中文明意识（Civilization-consciousness）的不断增强；文化特征及其差异相较于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不易调和性；地区主义（Regionalism）在全球各地的日益兴起。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因素主导国际格局这一论断的式微，从文明视角对多极化格局的形成作出了解释。然而，作为一名兼具自由主义思想与保守主义身份的政治思想家，其文明冲突元叙事对人类社会走向的预判过于悲观，对不同文明间差异的不可调和性估计过高，对整体人类文明固有共性及其发展估计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不少中国学者深入思考后冷战时代、多极化进程中的全球格局及其变化规律。例如赵汀阳认为，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所定义的国际政治概念正在与现实失去对应性。他随即引入古代中国的“天下”概念，借用这一源自先秦时期用以描述“华夷秩序”的概念诠释当今动态的世界化（Worldlization）过程，即视整个世界为政治单位的共在秩序（Order of Coexistence），将世界作为分析问题的整体单位或主体。赵汀阳认为，这一视角沿袭了管子“以天下为天下”和老子“以天下观天下”的方法论，并且在3 000年前的古代中国有过局部实践。简而言之，这一方法论通过强调所有外部性的内部性转化可能，在逻辑上排除了作为绝对异己的异教徒（Pagan）概念，因此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基本思维模式截然不同。赵汀阳等中国学者的思考实则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从长期统治学术话语的西方世界之外找寻建构另一种元叙事的思想和文化的土壤。
（二）对文明冲突论元叙事的反思
出于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元叙事的反思，笔者在1995年即讨论了大学（或精研高深学问的机构）在促进不同文明间理解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事实上，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关于社会变革的观点，从根本上说都是基于欧洲的经验，即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西方世界成为全球霸主的过程，而大学作为一种西方世界的机构（Western Institution）则深刻地卷入到这一西方历史经验之中。与18世纪、19世纪为适应迅速工业化的社会（Rapidly Industrializing Societies）发展需要而出现在欧洲的现代国家学校教育体系不同，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2世纪，其模式受到行会、商业城市、修道院以及教堂四类中世纪机构的影响。由于其历史渊源，自治和学术自由成为大学不可分割的核心价值——即使是在由政府主导的教育体系中——这意味着大学可以与不同文明建立底层联结。因此，大学的独特性使其作为不同文明对话的平台，从而避免亨廷顿所预言的文明冲突成为可能。
就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其深厚的儒家传统使之在国际化进程中或能为促进国际理解与国际社会的和谐作出更显著的贡献。孔子在各诸侯国中广泛游历，传达仁爱与正义的主张。孔子并未选择深入研习当时更为流行的兵法或纵横术，而是转而关注他所认为的人类繁衍生息所必不可少的两种品质，即“信”与“仁”。“信”意味着口出之言的真实性，而“仁”则表明存在一种人人需共同遵守的道德准则。孔子所传达的种种“善”的理念也被解释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显然可被视为跨文化或跨文明对话的理想原则。此外，不同于亨廷顿对不同文化、文明间相互关系的基本预设，在提出“爱”“信”“仁”等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孔子又提出了“和而不同”和“和为贵”的思想。“和”可被视作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这一价值观在漫长的历史中塑造了中华文明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尽管道教（道家）和佛教也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但毫无疑问，儒家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如果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能持续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其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非但不会带来新的冲突，反而会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上发挥较之于西方大学更大的作用。
三、作为文明对话重要载体的大学：对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前瞻
（一）大学在文明对话中的作用与地位
为什么只有大学能成为超越政治、文化、社会因素的文明对话重要载体？除上文所提及的其历史根源所赋予的国际化内生属性外，大学在历史及当下的具体功能与社会角色亦是重要原因：大学是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的主要机构，也是最具思维活力和自由精神的青年人的汇聚之地。作为致力于科研与创新的专门机构，大学的角色超越了国家与文化的边界，在尊重不同观点与立场的前提下创造应对全球共同挑战的通用知识。具有全球声望的研究型大学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并由此汇集了丰富多彩的思想与文化，实现了学术共同体内部知识的多样性以及知识生产模式的多元化。思想与理念的交汇催生了批判性思维、开放式对话以及对共同价值观的探索，使知识生产共同体的成员（学生、学者等）能够实现实质性的跨文化知识交流与知识生产协作。通过促进不同世界观的交汇，大学不仅推动了科学与技术的进步，而且培养了相互理解、协作的个体知识生产者，使其成为沟通不同文明、促进全球和谐不可或缺的力量。大学的上述双重身份，即先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中心以及富有智慧和自由精神的个体间思想交流的枢纽，共同造就了其在文明对话中的独特作用和角色，这也使其特有的“文明职能”（Civilization-related Functions）无法被研发机构、科技公司、独立实验室等其他类型的高深知识生产与传播机构所取代。此外，大学相较于上述机构天然具有多学科性和包容性特性，因而不仅能促进特定自然科学或技术领域的进步，而且能实现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领域与科学技术的对话，这对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理解和诠释人类共同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明对话：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未来形态
在20世纪新马克思主义（Neo-Marxism）和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两大社会学思潮的基本叙事中，世俗化（Secularization）已被认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方向。自提出文明冲突论以来，亨廷顿即呼吁西方世界的大学更加开放地了解其他文明的哲学与宗教价值观，这促使联合国将2001年定为“不同文明间对话年”。在充满变化与不确定性的时代，作为文明对话重要载体的大学不应仅是技术革新的策源地，而应当通过思想的产出推动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为持续增进全人类共同福祉作出贡献。大学促进文明对话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形式是为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人营造有形或无形的交流空间。具体而言，大学需通过推动变革性思想和颠覆性知识的产生来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公共卫生危机等全球性挑战，或是通过整合不同的观点就上述议题提出创新性、包容性、整体性的解决方案。为此，大学需积极创建、维持和发展实体及虚拟的平台，供具有不同文化和知识背景的青年人就共同的目标开展对话与合作，加深对彼此世界观的理解。无论是真实校园国际化氛围与承载力的提升，还是全球科研网络、在线学习平台等的搭建，其目的都在于使身处其中的学生和学者超越文化与地理隔阂，培养相互尊重、信赖、理解的全球公民意识。因此，高等教育国际化在未来的具体形态应是通过搭建上述具有跨学科性、文化包容性和协作性的科研与学习空间，在文明互动中推动全人类共同议题的解决，并在此过程中培养具备解决人类最紧迫问题所需的知识、能力与同理心的未来领导者，共同致力于加强全球各文明间的交流，最终惠及整体人类社会。
就中国大学而言，其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推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方面具有独特优势。第一，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历程及其深厚的儒家文化传统使之成为连接东西方知识与思想的独特桥梁，为不同文明环境下的哲学与科学成就间的相互对话与交融提供了可能。厚重的历史积淀使中国大学能将儒家所倡导的关注集体福祉、尊重不同文化等原则融入全球化、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实践。例如中国大学在未来或可将古代书院所内蕴的育人智慧融入各类跨文化数字平台的构建过程，创造古今交融的虚拟空间育人范式，从而将非西方的古老智慧与知识论传统内化为未来全球公民的核心素养。第二，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庞大的规模和丰富的多样性使其能够承载广泛、多元的国际交流。“双一流”建设等顶层设计提升了众多中国研究型高校的全球地位，吸引了大量优秀的国际学生、学者以及经过海外深造的中国留学生。日益提升的国际化程度促进了中国大学内部的跨文化交流，使其有能力将自身营造为充满活力的文明对话场域。此外，中国大学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作用，与全球各地区尤其是全球南方的众多高校开展合作，初步形成了横跨各大洲、各文明的科研合作与知识共享网络，扩大了中国大学在塑造全球学术版图和文化话语方面的影响力。第三，中国大学在利用技术手段创造跨文化互动虚拟空间方面走在世界前列，这不仅扩大了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受众，更促进了跨越地理障碍的对话。在数字化、智能化时代，运用新兴数字技术营造虚拟平台或空间已成为全球连接的新形式。高等教育国际化模式的虚拟化迭代为包括中国大学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非西方高等教育机构服务文明对话提供了新的契机——这一模式革新的意义或不亚于19世纪中后叶学生、学者大规模跨境流动的出现。在此过程中，大学尤需关注乃至警惕的是技术对价值立场的裹挟。虽然人工智能技术为处理海量的科学和技术数据提供了极其有效的工具，并且能显著促进其快速传播和应用，但它无法对区域或全球层面更广泛的公众或共同利益作出承诺。因此，大学在精神和价值层面对技术的干预显得尤为重要——这从侧面证明了大学中人文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第四，得益于政府对教育和科研的持续投入，中国大学有能力为国际科研合作项目以及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学者提供资助。这进一步促使中国大学成为国际化、全球化包容性参与的催化剂，充分展现高等教育（国际化）推动全人类团结与进步的重要力量。
（《高校教育管理》202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