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高等教育教授、高等教育转型中心（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Transformations, CHET）联合主任理查德·沃特梅耶（Richard Watermeyer），爱尔兰芒斯特理工大学（Munster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唐娜·兰克洛斯（Donna Lanclos），英国高等教育数字化组织（Joint Information Systems Committee, Jisc）高级研究主管、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Chester）数字领导力客座教授劳里·菲普斯（Lawrie Phipps）10月1日在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联合撰文认为高等教育面临财务危机，部分大学依赖人工智能作为“技术救世主”来应对资金短缺和结构性问题。然而，这种依赖可能加剧教育不平等，强化精英与非精英大学之间的地位差距。文章认为，人工智能的引入不一定能拯救高等教育，反而可能进一步削弱其作为公共利益的价值。以下是文章要点。
全球多地高等教育正深陷严重财务困境，长期酝酿的“永久危机”已全面爆发，大学曾被热议的生存危机如今成为现实。这一现状体现在高等教育新兴政治经济形态中，而这种形态与许多大学校长预期的运营环境背道而驰——这些校长此前沉浸于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欣喜中，对市场动态的变幻莫测缺乏认知。在此背景下，高等教育沦为“乞讨者”，大学办学与科研资金受政策不作为与政治对立矛盾交织的冲击，陷入困境。
从政府层面看，对高等教育的态度呈现两极分化：一方面，部分国家政府采取放任政策，将大学视为“自治”公共机构，任其自主发展。以英国为例，大学领域深陷财务危机，迫切呼吁政府干预，却仅得到冷淡的政策回应；另一方面，政府对高等教育事务的干预显著加强且根深蒂固。如美国特朗普二期政府大规模削减科研资金，导致大量高等教育基础设施与人员陷入深度且可能长期的停滞状态。在这样的趋势下，此类国家的高等教育前景黯淡，一些人将人工智能视为扭转局面的“灵丹妙药”。
从财务节省角度看，在高校现金流萎缩、资源匮乏且教育质量面临下滑风险，同时“产出量决定学术卓越度与公共价值”的范式仍占主导的当下，人工智能被视作“救星”。其宣称的提升效率、降低成本的优势，被认为能缓解教学与科研开展过程中的资源短缺问题，弥补高校因资金不足及相应调整所导致的各职能缺陷。尽管已有不少人预测，出于提升“服务交付”的目的，自动化工具将在高校普及，但资金危机引发的学术人员大规模裁员、专业与院系关停、科研项目终止等问题，让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作用产生了新的认知。文章提出，应将人工智能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视为“技术救世论”，而非普遍认为的“技术解决论”，二者差异微妙却影响深远：“技术解决论”主张运用人工智能解决技术问题，而“技术救世论”则带有道德价值主张，甚至试图让技术人员取代传统角色。因此，人工智能进入高校的核心目的并非简单提升运营表现，而是通过全面运营改革，帮助高校在当前不利的资金形势下维持运转与生存。若人工智能能助力高校“平衡账目”，或许能减少人员裁员（但留存人员需具备人工智能素养且愿意使用相关工具），并让科研摆脱对资助方的依赖。如此一来，推动人工智能全面融入高等教育的经济层面论据会更具说服力，反对声音则会减弱。而人工智能工具的设计者与销售方将借此获得道德层面的话语权，使批评者的质疑站不住脚，进一步巩固其对高等教育领域的垄断地位，财务最脆弱的高校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将不得不依附于人工智能及其背后的企业。
然而，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技术救世论”为高校带来的财务缓解，既无法让高校摆脱被市场淘汰的命运、规避“声望经济”的残酷竞争，也不符合公共利益。大规模借助人工智能重组高校职能的情况，大概率只会发生在财务极度困难、面临市场失败风险且对自动化技术修复作用抱有期待的高校中。这类高校缺乏足够资金维持以人文本的教育项目——这类项目注重培养学生深度的转化式学习能力、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或能将这些能力与新兴的技术应用需求相结合。它们对人工智能的妥协，相当于放弃了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所需的人际关系互动，而具备这种互动能力的人才，才能应对现代世界的挑战与高度复杂性。同时，这类高校为追求自动化效率，忽视了人文原则在人工智能应用伦理保障中的核心地位，既无法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教学质量，也难以抵御技术依赖带来的同质化与去人性化影响。种种因素导致人工智能为这类高校提供的支持仅是暂时的，最终仍难逃退出市场的结局。文章质疑，依靠人工智能实现生存的高校，最终受益者是谁？这一疑问并非站在新自由主义辩护者或市场效能倡导者的角度，而是基于对人工智能“拯救”行为对市场格局，尤其是对高校竞争力格局影响的考量。此前，作者已批判过人工智能对学术人员批判性与创造性能力（即其专业素养）的影响，同时对学术真实性以及人工智能作为主要贡献者时，教学或科研“卓越性”的可信度提出担忧。他们认为，人工智能会让使用者产生技术依赖，导致学术能力不足，进而削弱而非增强学术人员的能力。这种情况会引发高校声誉受损的风险，尤其在高校为缓解财务危机而依赖人工智能工具，导致伦理防线崩塌时，声誉风险会进一步放大。
文章核心观点认为，只有那些最具声望、财务稳健的精英高校，才有能力抵制对人工智能工具的依赖，并将“以人为本”作为彰显自身与普通高校差异的质量标志，这将带来严重后果。首先，在上述情境下，只有精英高校的学生与教职工，才能体验到未受人工智能干预、不依赖“技术救世论”的教学与科研过程。这些高校汇聚了社会精英，甚至不乏科技巨头的后代，它们不仅能提供更“真实”的教育，还会推广不依赖人工智能的技能培养路径。相应地，通过优先培养雇主高度重视的创造力、批判性思维、情商等“非数字化”全球技能来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途径，可能会被局限在这些选拔严格的精英高校中。在“大众化”人工智能高校与精英高校构成的双层高等教育体系中，前者的教育与培训价值会显著低于后者，其在大学排名中的位置也会落后——而大学排名对学生招生及学费收入至关重要。由此，“技术救世论”将进一步固化高等教育领域精英与非精英的层级结构，大幅贬低非精英高校的价值。进而，非精英高校学生获取高等教育高私人回报（仅以就业能力衡量）的机会会减少，具备全球技能的毕业生供给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综上，全球高等教育当前的收缩与进一步分层，正与人工智能工具在高校的不可阻挡的普及同步发生。在“技术救世论”的伪装下，利用人工智能弥补系统性裁员与资金削减造成的损失，既非解决大众化高等教育困境的“良药”，也无法为科研注入活力。相反，这实则是科技寡头对高等教育的剥削（且这种剥削终将导致高等教育资源枯竭），使得高等教育沦为社会精英的“游乐场”。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贡献，远不足以助其复苏，反而会加剧该领域的危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行业，正艰难地维护其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