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 | 人工智能的终结与高等教育的未来 | 詹姆斯·尹尼尔·奥

发布时间:2025-10-16作者:浏览次数:11

阅读提示:韩国庆熙网络大学(KyungHee Cyber University)计算与通信工程系主任詹姆斯·尹尼尔·奥(James Yoonil Auh101日在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撰文认为全球高等教育正在经历人工智能从工具到基础设施的转变,文章探讨了人工智能对大学教育、信任、教学方法和全球教育系统的深远影响,并提出了应对这一转变的五项原则。以下是文章要点。

十余年来,高校对人工智能的讨论多局限于采购决策或狭义政策范畴,如学生能否在论文中使用ChatGPT、教师是否应依赖自动化评分、院校是否需购置新的机器学习效率平台等,但此类争论现已终结。当前高等教育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是否采用人工智能”,而是在人工智能已不再作为独立类别存在的时代,如何应对“采用之后”的局面——如今我们已进入“认知氛围(atmosphere of cognition)”时代,人工智能并未消失,而是融入高校制度生活的隐性架构,如同Wi-Fi一般,从边缘工具转变为支撑思维活动的基础设施。

从技术应用层面来看,算法已深度渗透高校核心环节:影响招生录取、决定助学金发放、筛选研究方向,抄袭检测工具与稿件过滤系统也在后台静默运行。2025年讨论“是否使用人工智能”,如同争论高校是否应通电,这不仅是技术演进,更是文明层面的变革。印刷术虽增加了文本数量,但学生仍独立思考;互联网虽实现知识数字化,但学生仍用自己的语言写作;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s)虽改变了教育交付方式,却未触及学习本质,而人工智能的独特之处在于与认知过程深度交织。值得警惕的是,若将人工智能比作“新空气”,其风险并非让人“窒息”,而是使人忘记关注自己正“呼吸”的内容。

人工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面临认知权威危机。数个世纪以来,高校的合法性源于对稀缺资源的管理,包括稀缺的书籍、实验室与专业知识,但这一基础已不复存在——知识变得丰富,机器生成文本又模糊了著作权归属。此时的核心风险并非抄袭,而是公众对高校作为可信度保障者的信任度下降,一旦信任崩塌,高等教育的社会契约便会瓦解。因此,高校的角色需从“稀缺资源的守护者”转变为“信任的守护者”,这是其生存关键。

在教学与评估领域,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在几秒内提供完整答案,使“掌握信息”这一传统教育价值标准贬值,而“解读能力”成为新的稀缺资源,包括权衡信息来源、进行历史定位、赋予事物意义等。传统评估方式也面临挑战,论文、习题集甚至多项选择题都可由机器生成,但真实的课堂参与、在对话中为观点辩护、在压力下灵活应变、在实验室或工作室中展现实操技能等,仍无法被自动化替代。文章尖锐指出,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引发的真正问题,并非抄袭现象,而是原本就过于浅薄、难以抵御人工智能冲击的教学模式。

“教材问题”是高校转型需突破的另一关键。当前高等教育仍在沿用教材主导的模式:布置章节阅读、安排习题练习、提供标准答案,但人工智能已能完整复刻这一流程。因此,高等教育的重构不能仅停留在教师培训层面,还需革新教材本身——学习资料不能再是静态的答案集合,而应引导解读、促进对话,并将知识与现实体验关联。若教材始终局限于“答案手册”的定位,学生将转向其他渠道(很可能是机器)寻求问题解答。

针对后人工智能时代的高校发展,文章提出五项核心原则。一是认知完整性cognitive integrity),学生不仅要掌握写作与计算能力,还需理解算法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自身思维、学习与表达方式;二是数据主权data sovereignty),学生数据并非可商品化的副产品,而是核心教育资产,高校需保护数据所有权与管理权,以维护学术自由与信任;三是生态责任ecological responsibility),人工智能常被描述为“清洁智能”,但其运行依赖大量能源与物质资源,高校在传授可持续发展理念时,不能忽视数字基础设施的环境成本;四是关系型学习relational learning),内容交付可由机器替代,但指导、信任与对话等人际互动无法自动化,人际关系仍是变革性学习的核心;五是认知正义epistemic justice),算法往往偏向主流语言与知识形式,高校需主动维护知识多样性,确保地方、原住民及非主流视角不被标准化所抹杀。文章强调,高校不会因机器效率提升而消亡,但若忘记捍卫好奇心、质疑精神与对话传统——这些使学习具有“人性”的特质,便会走向衰落。

从全球视角来看,高校的人工智能转型呈现不均衡特征:美国媒体聚焦抄袭禁令,算法招生却在悄然扩张;欧洲通过《欧盟人工智能法案(European Union AI Act)》嵌入监管要求,推动高校落实透明度与公平性;肯尼亚开放大学试验低带宽人工智能辅导工具以促进教育包容性;韩国打造“智能校园”,用人工智能管理日程、安全与学生福祉;拉丁美洲的精英高校积极采用人工智能增强型研究,而资金不足的公立教育系统则面临更深层次的排斥风险。这种“认知氛围”的全球性与分层性并存,引发了“谁能呼吸清洁空气,谁又在吸入有毒气体”的深刻追问。

文章认为,高等教育已过“无法回头”的转折点,不再处于“和平时期”,课堂、供应链与研究实验室均处于技术、经济与政治深度交织的全球竞争体系中。与此同时,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驱动的认知工具、自主系统等新领域快速崛起,使高校处于重大社会变革的核心位置。当前的关键问题并非高等教育是否会适应变化,而是能否以道德清晰度与公共责任感实现转型,而非沦为被动执行国家与企业议程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人们仍在用20世纪中期的框架(如人权、国际法、主权)解读当下变革,但人工智能暴露了这些框架的脆弱性——民用基础设施遭网络攻击、气候迁移与武器化移民问题超出难民公约应对范围、大国竞争下主权概念也出现裂痕。文章指出,高等教育的危机与全球秩序的危机密不可分,知识体系无法在摇摇欲坠的基础上重建。

最后,文章明确“人工智能的终结”并非智能技术的终结,而是对“人工智能具有独立性”这一幻觉的终结。在信息丰富但合法性稀缺的时代,高校的使命不再是提供答案,而是培养辨别能力。“人工智能的终结”不是世界末日,而是新的开端,它邀请高校重新定位自身角色——不再是工具的保管者,而是人类价值的守护者。文章以警示作结:高校要么教会学生在“认知氛围”中有意识地“呼吸”,要么将逐渐失去价值,被那些自己拒绝理解的系统所取代。

(来源: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