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高等教育在当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解构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代表的世界一流大学促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经典路径与制度创新，并基于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时代要求和基本国情，从战略定位、制度破壁、生态构建、文化塑造与全球链接等方面提出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高等教育赋能路径体系，为我国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参考。
关键词：高等教育；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创新生态；产学研；一流大学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世界各国在国际创新网络中的创新据点和战略枢纽，其形成程度亦成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发展本质上是各类创新要素在一定地理区域内高密度聚集、高效率流动和高频率集聚而形成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不断释放、颠覆式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以及对世界产业版图和世界科学创新治理形态具有重要影响的过程。从具体路径上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集群集聚发展对人才和创新的多层溢出，进而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集聚发展，助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1]。不难看出，高等教育在当前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为响应国家科技竞争力提升、城市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高等教育适应性增强等多元诉求，全球高等教育系统通过构建极点扩散、结构嵌入和生态网络三种模式[2]，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已然成为知识创造引擎、高端人才熔炉与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引擎与战略支柱。目前，我国教育部先后和北京、上海签署有关共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合作协议，前者重点承担脑科学等领域，后者重在发展人工智能等重大专项[3]。因此，在简要论述重要意义基础上，基于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及慕尼黑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典型范例探讨国际经验，进而指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中国镜鉴，具有较好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重要意义
1.拔尖创新人才的“孵化器”与“储备库”
基于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持续稳定的项目资助和交叉联合的科研平台，大学为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打造探索未知、冲击极限的思想平台和制度空间。这种对基础研究和“无用之用”的持续追求，往往成为孕育颠覆性理论原创和未来产业革命性技术突破的母体。大学对科学前沿领域的持续攻坚，不仅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注入源源不断的“源头活水”，更是大学保持科学与技术引领的根本立足点。具体而言，大学作为知识传承与创造的主体，通过强“虹吸效应”形成了人才蓄水池的动态优化机制，不仅为国际科创中心提供稳定拔尖创新人才供给，而且通过利用博士后流动站、访问学者、客座研究员等多重机制，吸引国际顶尖智力资源在该区域集纳碰撞，构成孕育未来科技领袖与产业变革者的天然场域。因此，高等教育通过其人才培养与汇聚功能，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最核心的战略资源，即高水平、高密度、持续迭代的拔尖创新人才群体，这是支撑国际科创中心长期竞争力的根本保障。
2.知识溢出与技术转化的“策源地”与“思想实验室”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原始创新策源能力与颠覆性技术突破高度依赖于持续、深厚的知识溢出与技术转化。相较于公司、研究所聚焦的商业需求与可市场化目标导向，大学，尤其是世界一流大学在基础研究和学科前沿的原始创新领域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资源。大学所孕育的海量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亟需经由有效的转移转化以释放其潜在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当代大学已由传统的“象牙塔”走进区域经济网络中寻找新的发展驱动力，它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得以实现知识溢出与技术转化。一是构建专业化的技术转移运营体系。高校通过成立技术许可办公室，专业化、系统性地开展科研成果的挖掘、评价、营销、许可工作，将实验室的科研成果推向市场，转化为现实资源。二是激发师生自主创新创业活力。高校能够依托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创业基金等平台，有效支持师生创办高新技术企业，并鼓励其成长为诸如谷歌、基因泰克等高技术公司。三是深化产学研协同创新。大学与企业可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等实践载体，开展针对性的技术开发与人才培养，有效弥合知识生产与应用需求之间的断层。四是提供知识咨询与服务。高校通过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协调平台、汇聚跨学科智力资源、构建开放式知识集群，为企业提供战略规划、技术预见等深度智力支持，赋能企业把握创新机遇、提升核心竞争力。由此可见，高等教育机构是驱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原始创新能力释放、实现知识价值转化并最终形成颠覆性技术突破和高新技术产业生态的核心动力引擎。
3.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师”与“协同黏合剂”
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在于企业、大学、政府、资本、中介服务机构等主体的有机协同与密切互动。构建多方参与的支持系统是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能量之源，为高等教育服务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有力支撑[4]。大学凭借其制度化的公信力、学科交叉融合的包容性与多层级连接能力，天然成为构建生态网络的关键节点与核心组织者。一方面，从资源整合与要素联结的角度来看，大学可通过共同创立平台、承担联合项目、促进人员互聘等方式，深度嵌入并有效联结产业龙头企业、新创企业、风投资本及政府机构等核心主体，顺畅知识、技术、资本、政策等关键要素在创新生态系统内的高效流动与合理匹配。另一方面，在文化塑造与氛围营造方面，大学可通过组织学术论坛、产业发展论坛、公众科普、融汇社区等活动创造开放共享、合作共赢的区域创新文化，有效降低创新参与者之间的信息壁垒与信任成本，为塑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软实力”注入动力。因此，高等教育在构建与维系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所需的多元协同网络、要素高效流动以及创新文化塑造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系统整合与价值引领作用，是维系整个系统动态平衡与迭代演进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
4.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点”与“规则拓扑者”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可持续发展必定要深度嵌入全球创新体系。世界一流大学凭借其雄厚的学术品牌、密集的国际合作网络以及广泛的国际影响力，成为全球地域链接国际资源的重要通道。从资源整合方面来讲，高等教育机构依托高水平科研平台与开放包容的学术环境，吸引全球优秀学者与留学生汇聚于此，形成多元文化交融的创新人才高地，进而实现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全球对接；在科研协作领域，世界一流大学通过主导或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共建联合实验室，推动跨国界、跨学科的前沿技术攻关，加速全球科研成果的流动与转化；就规则制定而言，大学积极参与国际学术组织与标准制定，将区域创新优势转化为国际科技治理规则，不断拓展所在地区在全球创新版图中的话语权。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实践性”高于“理论性”的研究领域[5]，大学的国际化水平直接的决定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深度与广度，成为衡量其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指标。
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国际经验
1.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共生模式
斯坦福大学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制度创新与文化塑造，深度融入硅谷产业生态，形成产学研螺旋上升的协同发展机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赋能区域创新的典范[6]。第一，在制度设计方面，《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以创新教育模式为核心，推动创业政策的全面改革[7]。该计划的核心举措包括：开环大学（Open-loop University）打破传统学制限制，允许灵活入学与分段学习；自定节奏教育分三阶段培养，将本科教育分为调整、提升和启动三个阶段；轴翻转（Axis Flip）以能力而非学科划分院系，动态评估技能；有使命的学习将创业与社会责任结合，设立全球“影响实验室”解决现实问题。第二，在成果转化模式上，斯坦福技术创新转化系统中首创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模式使高校由过去的坐等企业的技术需求转变为斯坦福大学主动在实验室寻找创新技术或发明，并且OTL由具有技术、市场、法律背景的人员组成，通过股权置换、分阶段收费等手段加速所持技术的商业化。第三，在与企业互动上，通过斯坦福创业网络（SEN）、斯坦福技术创业计划（STVP）等将校内外与创业相关的各类资源优势进行有效的整合，与全球近1000家企业开展紧密互动，不仅包括以企业作为主体的科研项目委托，还表现为共建实体化联合实验室、企业派遣科研人员常驻实验室等多重形式的深度结合，从而实现了行业技术需求和输出创新科研成果的双向良性互动生态。第四，在资金支持方面，包括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和KPCB公司在内的斯坦福大学庞大的校友风险投资网络形成独特的资本优势。这些投资机构普遍深谙技术创新规律，能够为初创项目提供关键资源支持，进而大大提高该校学术创业的成功率。总的来看，斯坦福大学为硅谷的形成和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培养出包括惠普、谷歌、思科、雅虎、耐克、罗技和英伟达等众多高科技公司的领导者，这充分展示出斯坦福大学塑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方面的强大策源作用。
2.剑桥大学与“剑桥现象”
剑桥大学凭借其深厚的基础研究积淀和独特的知识商业化体系，成功催生举世瞩目的“剑桥现象”[8]。该模式的成功建立在剑桥大学卓越的科研实力之上。在生物技术领域，依托世界著名的完成人类基因组计划1/3测序工作的桑格研究所；在物理与工程领域，拥有诞生过30位诺贝尔奖得主的传奇卡文迪许实验室；在计算机科学领域，有首次推出电子延迟存储自动计算机（EDSAC）的剑桥计算机实验室，并长期引领全球前沿技术发展。这些顶尖学科集群就像强大的“知识磁极”，持续吸引全球相关领域的顶尖人才、领先企业和风险资本向剑桥集聚。在成果转化方面，剑桥大学建立极具效率的知识外溢通道。一方面，剑桥鼓励科研人员从重要突破技术出发设立高进入壁垒的衍生企业，比如安谋科技有限公司（ARM），诞生于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Acorn项目，其发明的低功耗芯片架构最终占据主导地位，并主宰世界移动设备市场；世界制药巨头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一部分也是源于剑桥的创新技术。另一方面，剑桥企业（Cambridge Enterprise）是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目前已拥有逾150名专业人员，可提供知识产权评估、专利申请、市场推广、种子期投资等“一条龙”服务，有效推进技术转移转化效率[9]。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剑桥独特的学院制传统对创新生态的塑造作用。这种起源于中世纪的制度安排打破现代大学常见的学科壁垒，为有效推进学科互涉与制度创新奠定基础。诸如，著名的三一学院、国王学院不仅提供不同学科交叉交流的物理空间，其更是营造一种鼓励追求卓越、允许失败的创新文化生态。总的来看，该案例深刻体现出知识密集型创新极的重要性，助推着“剑桥现象”的可持续繁荣。
3.慕尼黑工业大学与德国工业4.0
慕尼黑工业大学（TUM）在德国“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国家战略规划中的转型案例，揭示研究型大学如何主动对接国家战略，进而成为区域创新体系的核心发动机[10]。TUM的转型主要基于对德国“工业4.0”国家战略和巴伐利亚州产业优势的深刻洞察，依托慕尼黑工业大学企业家组织（Unternehmer TUM）建设起欧洲最完备的大学创业生态系统[11]，这与一般的孵化器存在本质不同。诸如，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开展的创业教育、提供原型开发设备的创客空间支持创意孵化、与麦肯锡合作提供创业商业咨询的初创加速器、通过优维资本（UVC Partners）等组织管理着数亿欧元投资的风险投资支持和为西门子等大型企业提供内部创业咨询的企业创新服务等。同时，TUM与宝马、西门子、英飞凌等德国工业领军企业共建数十个实体化企业联合实验室，企业研发人员固定驻校参与科研和教学。在工科专业的大部分课程中，均采用“双课堂”教学模式，学生必须在企业真实项目中完成部分实践教学。同时，该校聘请宝马CTO、西门子研究院院长等诸多企业高层主管担任实践教学导师，要求企业导师深度参与教学设计到毕业答辩的全流程，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巴伐利亚州政府也为企业和大学的人才培养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支持，如，通过“高科技议程”（Hightech Agenda Bayern）投入数十亿欧元用于校区扩张与科研基础设施建设；制定德国最优的初创企业扶持措施；成立州内产业协同发展创新网络。这样的政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模式取得巨大的成效，TUM在德国大学创业率排行榜中长期居首，其校友创办的流程挖掘软件公司Celonis、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公司Personio、低成本小型运载火箭公司Isar Aerospace和长途客货运输公司FlixBus等均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受TUM影响，慕尼黑高科技产业园成为全球十大科技园区之一，形成了以西门子、英飞凌等跨国巨头企业为主的激光技术、纳米材料、生物医药等高科技领域高尖端产业集群，已成为欧洲工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
基于对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三种典型模式的多维解析，本研究可发现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虽然路径各有特色，但存在若干共性规律。在制度设计上，都创建了促进转化服务的激励政策、专业化组织和分配制度；在生态系统上，都构建起大学、企业、政府、投资资本的协同创新网络；在文化塑造层面上，都重点培育了宽容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生态文化。面对日趋激烈的世界科技竞争环境，我国高校应学习借鉴国外经验，同时也要考虑本国国情与发展特色，从而有效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系统性建设。
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思考
面对百年变局与激烈的全球科技竞争，我国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国家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向科技强国的有效战略支点。科技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教育是人才涌现的基础和科技发展的先导[12]。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关键组成部分，肩负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我国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路径，需要基于制度比较的全球视野，在辩证吸收国际经验的基础上，充分考量我国特有的制度禀赋、发展特征、文化基因和现实约束条件，从而真正实现从经验移植到本土创新的颠覆式范式转换。
1.战略定位：强化国家战略导向，优化创新布局
参照国际范例，高等教育赋能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目标定位均充分体现出大学与国家战略需求的深度耦合。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相互交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必须勇担历史使命，以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为根本导向。为此，我国应着重围绕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评价，总结和提炼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经验，逐步探索建构起中国特色的高校动态监测与成效评价体系[13]。该体系重点引导高校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医药等国之重器领域进行战略性布局，形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学科高峰。具体而言，我国需要构建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高等教育体系，其中顶尖研究型大学要聚焦“从0到1”的原始创新，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行业特色型高校要深耕“卡脖子”技术攻关，服务国家重大工程需求；地方应用型院校要立足区域产业特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落地。特别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国家战略区域，国家要引导各参与主体打破行政壁垒，系统性推动组建高等教育创新联盟试点，实现大型科研设施共享、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协同攻关，加速创新要素集聚与集群优势形成，从而构建支撑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良性生态系统。总之，未来我国通过优化高等教育空间布局和创新资源配置，构建与国家战略需求高度契合的创新体系，使高校真正成为支撑国家科技自立自强、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战略力量。
2.制度破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破除创新藩篱
纵观国际经验，斯坦福大学的OTL、剑桥大学的Cambridge Enterprise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Unternehmer TUM的成功，均展示出依托专业化、市场化的技术转移机构构建具有创新活力的体制机制的作用。对于我国具体国情来说，虽然针对高校创新创业已成立诸多组织，但当前制约高校创新活力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尚亟待破解。首要任务是深化科研评价体制机制改革，彻底扭转“五唯”的固化评价倾向，逐步建立以创新质量、实际贡献、成果转化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具体而言，基础研究领域应强化同行评议，突出成果的原创性与科学价值，而应用研究领域要重点考察成果产生的实际经济和社会效益，重视实践应用效果。其次，在成果转化方面，高校应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全面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法，切实保障科研人员的合法收益比例。与此同时，我国应加速构建市场化、专业化的技术转移体系，重点培育技术经理人等复合型人才队伍，设立概念验证基金，以跨越创新链中的死亡之谷，进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效能。最后，在人事制度上，高校应敢于破除体制壁垒，探索建立灵活开放的用人机制，包括推行“旋转门”制度、设立产业教授等柔性岗位、允许一线科研人员带着成果创新创业等举措。如我国粤港澳大湾区在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提出推动建立“楼上创新、楼下创业”的模式，鼓励高校科研人员在保留职位一定期限的前提下，带着成果在大学科技园或周边创办企业，并初步取得良好成效。这些改革举措将从根本上有效破除制约创新的制度藩篱，充分释放高校的创新创业潜能。
3.生态构建：构建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
科技创新高度复杂性及系统性要求摒弃高校科研“单打独斗”的传统模式，加快促进有组织科研[14]。从斯坦福大学的SEN与STVP，到慕尼黑工业大学与国家工业领军企业的联合实验室，都揭示了构建高校、企业、政府、资本协同网络是国际科创中心成功的基石。汲取这些经验精髓，我国应在坚持政府引导与系统性设计这一中国特色前提下，着力构建深度融合的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建设的关键在于建构需求对接—资源整合—成果转化的链式协作机制。需求对接强调要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需求侧引导高校联合研发任务立项工作机制，让高校研发方向能够更加贴近市场应用。资源整合注重打通制约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束缚，通过共建联合实验室、公共大型科研设施共享互用、人员互聘互用等打造高校基础研究优势与企业工程化优势协同互动生态圈。成果转化重在搭建全链条服务支撑体系，建立促进成果产业化的产权归属、利益分配机制，培育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吸引金融基金投入，加速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要建立科学精准的成果转化绩效评价体系，将技术转移转化绩效、产业经济效益及贡献等成果转化绩效纳入评价体系，并争取财税优惠、专项基金等政策支持，建立长效运行支撑机制。总的来看，通过上述系统性机制设计，产学研创新联合体方能有效整合创新要素，释放协同效能。
4.文化塑造：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培育创新文化
允许失败、鼓励冒险的创业文化是硅谷、剑桥现象成功的灵魂。因此，我国若想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需系统性地厚植创新创业沃土，培育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文化生态系统。国际成功经验表明，营造创新创业文化生态系统的关键在于营造教育引领、实践基础和精神导向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系统格局。在教育引领方面，高校应有效借鉴斯坦福大学“有使命的学习”、剑桥大学的跨学科交流与慕尼黑工业大学“双课堂”等理念，通过开设通识创新思维课、深化专业课“专创融合”改革、实施项目制引领式教学等举措开展贯穿各教育环节的创新素质教育，构筑阶梯式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基础层面，高校应着力构建校内孵化、校外加速、对接市场的连续式培育机制，运用大学科技园、创投资本和校友经济等要素资源，构筑覆盖种子期投资、创业指导和产业化服务的市场机制服务支撑体系。在精神导向层面，高校需强化顶层设计，重点培育敢闯敢为、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营造鼓励自由探索、宽容失败的制度文化氛围，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持续的文化动能与制度支撑。
5.全球链接：建设开放创新高地，融入全球网络
世界一流大学无一不是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这已是学术界不争的事实。面对科技全球化的复杂格局，我国要打造多元全球开放创新治理格局，就需要推行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深度参与全球知识生产网络建设。第一，在人才流动维度，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开放的外国人工作许可政策与永久居留制度，推行讲席教授等柔性引智，主动吸引并安排外籍高端人才。第二，在科研合作维度，要重塑高校国际化考核评价机制，着力促成我国高校主导下国际化的大科学计划、跨境实验室建设，使之成为知识生产网络中的全球重点节点。第三，在学术网络维度，应培育全球知名品牌化的国际高端学术平台，尤其是加大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力度，通过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平台等实现创新要素国际化。总之，我国理应坚持合作共享的基本原则，坚守社会主义大学的精神追求[15]，依靠人才政策创新—科研合作升级—学术网络强化的三维联动机制提升我国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与规则塑造能力，进而强化我国在全球科技治理规则和资源配置中的综合竞争力。
纵观全球，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和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成功实践表明，一流大学是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引擎。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必须走出一条具有我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赋能之路，核心在于从战略定位、制度破壁、生态构建、文化塑造与全球链接等多角度进行深刻的系统性改革。当前，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区域正在开展有益探索，虽然前路仍有制度、实践与技术等多层面的诸多挑战。但只要坚持改革创新、开放合作，我国高等教育必将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伟大征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战略作用。
参考文献
[1]薛新龙.国际科创中心：促进协同创新的组织机制[N].光明日报，2024-12-19（14）.
[2]卓泽林.高等教育参与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全球视野与中国行动[J].比较教育研究，2024（10）.
[3]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我国高校科技创新跃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科技创新改革发展纪实[EB/OL].（2022-07-22）[2025-6-6].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2022/2022_zl08/202207/t20220722_647800.html.
[4]陈亮，孙谦.新型研究型大学赋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逻辑构架与行动路向[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5]文雯，常伶颖，伍建新.新时期我国“双一流”高校国际化评价的价值蓝图与指标创新[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6]王文礼.斯坦福大学协同创新的成功经验和启示[J].学术论坛，2015（2）.
[7]孟艳.《斯坦福大学2025》计划：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革命式变革[J].现代教育管理，2019（11）.
[8]陈晓红，周源.创业教育在区域创新集群中的作用研究——以中关村和“剑桥现象”为例[J].科学管理研究，2024（4）.
[9]韩萌.剑桥大学学术创业集群的构建及其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20（1）.
[10]李琳璐.慕尼黑工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探析[J].中国高校科技，2018（12）.
[11]吴亮.德国创业型大学的改革发展及其启示——以慕尼黑工业大学为例[J].高教探索，2016（12）.
[12]徐艳茹，郑润廷，刘继安.复杂适应系统观下大学组织的系统性变革：历史经验与新兴模式[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
[13]陈亮，袁满，陈泽寅.高等教育赋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工作机理、风险解构与实施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4（5）.
[14]周光礼，蔡三发，徐贤春，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与评价：国际经验与中国探索[J].中国高教研究，2019（9）.
[15]单春艳，杨友露.新发展格局下跨区域高等教育开放合作的特征与路径[J].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2）.
（来源：《中国高等教育》2025年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