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示：近日，《自然》杂志刊登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菲利普·G·阿尔特巴赫教授的评论文章，认为全球高等教育正面临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多国出现的政府资金削减、财务压力及人口老龄化导致的生源危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与远程学习正深刻变革教育模式。这一困境根植于其历史转型：从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的精英培养传统，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柏林创立的研究型大学模式——首次融合教学与科研，并被全球广泛采纳。二战后高等教育迅速大众化，全球在校生从1950年600万激增至2023年2.64亿。普及化带来沉重财政负担，促使私立教育扩张及学生贷款兴起，如今全球三分之一学生就读私立院校。尽管研究型大学占比不足5%，但其通过基础研究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中美研发投入持续增长即为明证。当前民粹主义抬头、学术自由受限、人才流动受阻等问题持续发酵，叠加人口下降与人工智能冲击，迫使高等教育体系亟待根本性重构。以下是文章的主要观点。
全球高等教育正面临一系列可能削弱或彻底改变其未来的挑战。在美国，高校正应对联邦资金大幅削减以及政府要求调整教学与研究议程的压力；英国部分院校因财务压力濒临破产；德国、荷兰等国的高校面临预算与研究经费削减；日本和韩国则因人口老龄化导致学生数量下降，部分私立院校被迫关闭。同时，人工智能（AI）技术以及新冠疫情后远程学习的兴起，对教育的交付方式和受众群体提出了根本性问题，而预算紧张且需求多样的各国政府，无力或不愿为数百万渴望进入大学的学生提供资助。
要理解高校陷入当前困境的原因，需追溯其两百年来的角色演变——从专注于培养极少数精英的机构，转变为为大量学生提供研究与教育服务的庞大组织。大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宗教或国立的精英群体及专业人才培训机构。早在公元427年，印度现在比哈尔邦（Bihar）地区的那烂陀大学（Nalanda University）就已开展佛教思想研究，并教授医学、数学、炼金术等知识；中国约在公元前200年出现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教育机构。目前仍在运营的世界最古老大学是摩洛哥非斯（Fez）的卡拉维因大学（University of Al-Qarawiyyin），它于公元869年以清真寺形式建立，随后几个世纪逐渐发展为教授《古兰经》、语法、医学、天文学等多学科的教育机构。而世界高校普遍遵循的西方学术传统——正式授课与官方学历体系，起源于1088年建立的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当时该市的外国学生群体集资聘请学者授课，该校规模小、课程有限，主要为教会、法律、医学和政府部门培养人才。此后，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于1096年、法国巴黎大学（University of Paris）于1150年相继成立，不过这两所大学由教授管理，而非学生主导。
大学结构的下一次重大变革发生在1810年，哲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当时的普鲁士首都柏林创立了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他旨在将前沿科学引入大学并推动地区发展，设立了学科院系，建立了研究生教育项目，让研究人员培养未来的科学家，首次将教学与研究结合起来。这一由国家资助的创新举措，助力普鲁士成为顶尖科技强国，1871年德国统一后，也推动德国整体科技实力提升。这一大学模式自此深刻影响高等教育发展，19世纪60年代起，美国、日本等国率先采用该模式；到20世纪初，欧洲各国高校普遍形成了洪堡式的双重定位——既开展前沿研究，又培养新一代精英人才；1898年北京大学（Peking University）的建立，也将类似体系引入中国。19世纪末，欧洲高校在校生约8万人，美国约4.9万人，均不足各自人口的1%；但随着高校教授的技能成为快速工业化经济体的必需，洪堡模式展现出强大的可扩展性，到1930年，欧洲高校在校生约65万人，美国达110万人，学生群体虽仍以精英为主，但更多人获得了入学机会，女性入学人数也首次显著增加。在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这些发展来得较晚，殖民统治地区的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仅有的高校也主要培养公务员；而二战后，全球大学体系发生巨变，美国成为全球超级大国、欧洲和日本重建、殖民体系瓦解、新兴独立经济体民族主义兴起，以及1980年前后中国崛起为大国，推动全球范围内新建大量高校，许多西方国家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将高等教育视为社会流动的关键，进一步推动学生数量增长。
由此，全球高校入学人数从1950年的600万大幅增长至2023年的2.64亿。到2024年，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外，几乎所有国家至少50%的中学毕业生能进入某种形式的高等教育机构就读，不过社会底层群体和少数族裔群体的年轻人入学率仍偏低。中国的增长尤为显著，1978年高校在校生为86万人，2018年增至4500万人，这一变化源于中国摒弃了苏联高校模式，转而采用以美国体系为主要蓝本的学术架构。20世纪60年代，高等教育的职责范围进一步扩大，以满足学生多样化的学术背景和兴趣需求，同时更注重培养适应快速变化经济体的就业技能。美国率先建立了职业社区学院、以教学为重点的公立和私立学院及大学，同时保留了洪堡式的顶尖研究机构；其他国家也发展出类似的多元体系，例如德国除了传统的研究型大学，还设有职业学院和以应用教学为导向的应用科学大学，大部分欧洲国家也采用类似模式。
教育普及化趋势给各国政府带来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客们面临两难选择：要么为不断增加的学生维持免费（或极低费用）的高等教育，但往往以牺牲学术质量为代价；要么收取学费以支持教育扩张。只有少数国家选择了第一种方案，其余国家则将教育成本主要转移给学生，并设立学生贷款项目来帮助支付费用。政府不愿为大众化高等教育买单，催生了庞大的私立高等教育体系，除美国部分顶尖研究型机构外，私立高校主要集中在工商管理等热门领域。目前全球三分之一的高校在校生就读于私立院校，日本和韩国这一比例高达80%，菲律宾约为50%。
随着全球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基于原始洪堡模式的研究型大学在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所占比例已大幅下降，全球2.3万多所高校中，研究型大学最多仅有1000所，但它们被视为对经济成功至关重要，这也带来了新的挑战。1945年，美国工程师兼政策顾问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撰写的颇具影响力的著作《科学：无尽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强调，科学与研究是社会的基础。二战后，高收入国家的经济体投资于技术制造业和服务业，政府大幅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其中很大一部分流向了高校。全球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1996年的1.97%上升至2022年的2.67%，其中美国从2.45%升至3.49%，中国从0.56%升至2.49%。在大多数国家，研究型大学既成为基础研究的核心产出地（进而推动国民收入增长），也是培养下一代科学家、学者、学术人才乃至企业家的最佳场所。中国已投入数十亿美元建设了100多所研究型大学，其中部分已跻身全球顶尖高校行列。
如今，研究型大学竞争激烈且高度国际化，招收大量外国学生并在全球范围内招聘教职人员。这种多样性提升了师生质量，但部分国家过度依赖海外学生学费，引发了财务问题，例如英国脱欧后海外学生数量减少，导致高校预算出现缺口。同时，学费模式让各类高校的学生抱有更高期望，却也给教职人员带来了更大压力：薪资未能跟上通胀步伐，工作量普遍增加，兼职教职人员数量大幅上升，例如美国68%的教职人员为兼职或临时员工，仅有32%处于终身教职轨道。
政府面临的压力以及学生对高薪工作的日益关注，使得政策制定者乃至高校自身，将“投资回报率”作为高等教育的关键衡量标准。过去，获得学位被认为足以保证就业，但近几十年来，许多院校认为有必要通过在课程中增加职业类科目，来证明其在就业市场中的价值。许多人认为，这些趋势损害了高等教育的传统价值，如批判性思维和学术自主性。在许多国家，民粹主义政治的兴起加剧了这些压力。民粹主义的成因众多，包括全球知识经济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了贫富差距）以及部分行业的空心化。许多民粹主义运动都包含对专家、科学和循证政策的排斥，民粹主义政客常对顶尖研究型大学持批评态度，指责它们脱离群众、自行其是。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试图削减高等教育预算并实施限制措施，包括削弱学术自由、影响课程设置和限制院校自主权。美国等国对学生和教职人员国际流动的限制不断加强，动摇了许多顶尖机构成功的根基，因为顶尖的科学研究和学术发展依赖于全球人才流动。
全球多数地区的人口下降也将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许多国家正重蹈日本和韩国的覆辙——私立高校不断关闭，除顶尖旗舰大学外，众多院校面临招生下滑。为大众化教育设计的体系亟需调整。综合来看，这些趋势表明，未来许多国家的高校研究资金将减少，人才将从学术界流向私营部门，基础研究将受到影响；随着研究格局向多极化发展以及中国研究实力的提升，全球知识网络正在发生变化；人工智能的普及可能会以难以预测的方式改变教学文化。高校将如何应对和适应这些变化尚不明朗，但它们面临的压力已十分明确。
（来源：《自然》2025年第645卷第8082期第849-8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