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规划对于当代中国大学治理有着重要价值和意义。首都高校需要准确把握定位，全面分析发展环境，认清“十五五”重要意义，科学确定主要任务目标，集全校之力编制好“十五五”规划。通过实施规划，党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将更加完备，内部治理结构将日趋完善，高校依法治理效能日益彰显。
关键词：规划；大学治理；首都高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定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1]大学作为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已经成为其五年一周期的必答题。2025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也是“十五五”谋划之年。对于大学来说，制定并落实好“十五五”规划有着重要的治理意义和价值。本文将结合首都高校特点，分析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密切关系，从善治的角度阐释如何编制好大学规划以及“十五五”规划对大学治理的期待性影响。
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关系
规划与大学治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自从有了大学规划，大学治理就有了新的载体和可量化的依靠。乔治·凯勒在对美国3,100所大学和学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高等教育管理转型的问题，其断言：“学校管理的自由放任时代结束了，学校规划的时代已经到来。”[2]具体而言，规划与大学治理的关系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编制规划是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规划，尤其是综合性五年发展规划，涉及大学发展的方方面面，规划的编制过程无疑是对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效性的重要检验。以北京大学为例，在《北京大学章程》中至少有六个条款涉及规划，既从总体上明确“学校依法编制和实施规划，维护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又在相关治理机构职权中明确对规划的权限。例如：大学党委讨论决定规划重大事项，校长“拟定学校的发展规划”，学术委员会有权对“学校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意见和建议，校务委员会参与审议学校“发展与改革规划”，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听取学校发展规划”。由此不难看出，一个规划的编制，几乎涉及到大学治理体系的所有重要机构。
第二，实施规划的过程就是大学治理体系运行的过程，也是大学治理能力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编制好的规划为大学治理提供了一个目标前提和基础依托，而按照规划确定的目标和任务实施，就成为大学的固定工作和自觉实践。[3]规划是面向全校的路线图，学校的每一个职能部门、单位和每一位师生，都是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这就需要大学治理围绕规划来开展，让规划涉及的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参与到治理中来，明确各自的任务和责任，清楚各自的职责和举措，进而各司其职、各尽其能。可以说，规划实施得越顺畅，目标实现得越完全，越能表明大学治理的有效性。
第三，规划的监测与评估有助于调适和优化大学治理。对规划进行监测与评估，既是规划实施的必然要求，也是检验规划实施成效的重要手段。谁来实施规划的监测与评估，是大学自组织开展，还是聘请第三方机构；如何开展监测与评估，构建什么样的监测指标体系，评估反馈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如何运用监测与评估结果，并发挥好结果对规划本身及大学治理改进的作用，这些问题都与大学治理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关系。通过有效的监测与评估，能够及时发现规划实施中的偏差与困难，为治理的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同时，监测与评估结果的运用，有助于推动治理结构的合理化完善，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大学整体治理水平。
基于“首善”标准的首都高校规划编制
明晰了规划之于大学治理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面向“十五五”时期大学的发展规划编制，就需要从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考量，达到一种善治的常态。为此，编制规划需要慎之又慎。下面以首都高校为例加以阐释。需要说明的是，首都高校是指所有驻地首都的大学，既包括北京市属高校，也包括在京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其他部委属高校。与此同时，善治的标准也相应地升格为“首善”，以与“首善之区”的定位相匹配和适应。
第一，要准确把握首都高校的定位。定位是编制规划的逻辑起点和基本依据，是首都高校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所实际处于或将要实现的方位。从整体来讲，首都高校不同于其他高校，这种不同并不仅仅因为区域位置不同，更多是基于“首都”这一位置的独特性而定。这要求首都高校必须有更高的政治站位、展现更开放的格局视野、具备更强大的使命担当。从个体来讲，首都各个高校的定位必然各具特色，断然不可能千校一面，这就需要每所首都高校都要找准本校的使命定位。总而言之，确定首都高校的定位，就是把“首都”的独特性和每一所高校的独特性结合起来。
第二，完整准确全面分析首都高校内外部发展环境。首都高校编制“十五五”规划，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和全局思维。一是要贯彻落实好国家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政策目标和要求，特别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确定的任务目标，对照各自高校设置相匹配的目标任务。二是要认清首都在国家中的功能定位，进而明确各个高校在首都的功能定位中可以发挥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具体作用。三是要十分清楚高校自身在硬件软件、教师生源、学科专业等各个方面的优势、短板、弱项。这是谋划“十五五”时期发展的基础所在，这些要素分析得越全面准确，则规划编制得就越科学，越具备可行性。此外，从首都区位和高校出发，国际形势也是必须认真加以分析考虑的重要因素，既要分析把握好国际大形势对于高等教育的影响变化，也要参照教育发达国家的首都高校的发展策略。
第三，充分认识“十五五”时期对首都高校的重大意义。“十五五”时期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4]对于首都来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2035年）》早已确立了北京作为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的“四个中心”战略定位。《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明确：到二○三五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努力建设好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国首都、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对于首都高校来说，“十五五”时期承前启后，要服务支撑引领北京的战略定位和相关目标如期完成。
第四，科学合理确定“十五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十五五”不是孤立的五年，而是接续“十四五”和开启“十六五”的关键五年。“十六五”末即2035年，是确定的教育强国率先建成之年。高等教育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的龙头，自然要发挥好引领作用。首都高校规划目标的确定，需要顺应首都的相关目标任务，来调适各个高校的目标任务，以确保经过两个五年规划如期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同时，各个高校在确定本校目标任务时，还要结合本校重大关键时间节点。例如：首都师范大学在本校章程中宣示：“坚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办学定位，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师范大学。”虽然没有明确具体建成时间节点，但鉴于其1954年建校，2034年、2044年和2054年对其来说都具有实现一定目标的意义。如此一来，就需要照应到“十五五”期间应达到一个怎么样的水平。
第五，以有效组织编制高质量规划。编制规划是在高校党委领导下，充分发扬民主，广泛调查研究，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结果。编制规划绝不是也不能成为发展规划处或者某一部门的一家之事，因为它关系整个学校一段时期乃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十五五”规划要建立在对“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的准确总结归纳之上，要全面分析学校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在首都中的定位，确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目标，深入各机关、各院系、各单位，广泛听取教职工、学生、校友和专家的意见建议。在形成规划草案后，需要进一步公开征求意见建议，经过一定的合理时间，打磨确定提交审议的规划文本。最终的规划要经过学校党委会议的讨论审议并做出决定，向学校和社会公开规划，以便接受监督。
“十五五”规划与大学治理新期待
“十五五”时期是首都高校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阶段。参照《北京市“十四五”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预计“十五五”时期对首都高校来说，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群建设取得显著进展，高校分类发展的格局更加成熟，高等教育对首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撑引领作用更加突出。同时，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之相适应，大学治理在“十五五”时期应有以下展望。
第一，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制度体系更加完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大原则，其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居于首要位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5]“十五五”时期将成为进一步完善党对高校全面领导制度体系的关键时期，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高效运行所需要的各项制度将日臻完善成熟，以大学章程为统领的校内制度体系将更加突出党的领导。
第二，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日趋完善。随着“十五五”时期大学发展目标的实现，与之相适应或支撑目标发展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必然会与时俱进地调整与完善。从大学横向治理权力分支来看，党委作为核心作用机构的地位将进一步彰显，职责将进一步丰富，党委所属部门也将做出相应的调整；校长作为大学法定代表人，其选任可能会有一些创新探索，以适应新兴大学的治理；学术委员会的构成和职权也面临适应性调整。从大学纵向院系构成来看，具有历史传统的系科与新兴交叉的学院可能成为两大独特存在，教学科研院系与管理保障院所的职责边界可能会更加明确。院系层面两个或两个以上院系党组织合一、行政班子保持原样可能会是一种选择。
第三，大学依法治理的效能日益彰显。2021年，中共中央印发《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确立了“到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时期将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颁布实施30周年，这一重大时间节点必将有助于大学依法治理的回顾与展望，加之教育法典编纂也日益推进，这些因素都为大学法治创造了外部条件。从大学自身来看，随着大学职能日益丰富，其科研创新、教育教学、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越来越需要法治的保障，这是世界发达国家一流大学的成功经验。随着大学治理越来越走向法治化，大学依法治理的水平和程度将有显著提升。
参考文献
[1][4]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 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5(31):19-23.
[2] 乔治·凯勒. 大学战略与规划：美国高等教育管理革命[M]. 别敦荣, 主译. 北京：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28.
[3] 王鹏.中国大学战略规划的演变与展望——以变迁逻辑与大学治理为视角[J].中国高校科技,2021(10):4-9.
[5] 习近平. 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J]. 共产党员,2020(3):6-10.
（作者单位：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来源：《北京教育（高教）》2026年第1期）